参观咖啡种植、金矿开采，还到过遥远的累西腓与巴伊亚，参加过那里的宗教活动。他凭着最为诚挚的态度，将自己的见闻思考付诸笔下，并无刻意的美化、矫饰。尽管如此，在其描述或预言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偏差。由于当时欧洲正值战争期间，茨威格自然更加看重巴西和平安逸的生活，甚至将巴西的落后、懒散也看作是天赐的美德。与此同时，二战也使巴西暂时摆脱了英美等国的经济控制，加上1940—1941年正处“新国家”中期，总统瓦加斯积极推行各种政策发展民族工业，推进教育改革，实施社会保险，立法保证劳工权利，巴西的民生、经济也正处于发展高峰，很容易让人有“未来之国”的乐观遐想。因此，尽管茨威格笔下的巴西笼罩了一层理想色彩，却并未背离巴西现实。下面谨对两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略作说明。

首先是种族问题。茨威格多次强调巴西各种族之间的平等、交融，这也是世界对巴西的普遍印象。如今随着巴西经济的崛起，其社会问题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其中也包括了对种族问题的争论。认为巴西存在种族歧视的主要论据是在上层社会或高收入阶层中，有色人种的比例要大大低于白人，却容易忽略造成这一情况的历史、教育等因素。由于篇幅所限，很难对此作出全面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日常生活中，巴西大多数民众的友好、善良并不以种族为界限。事实上，即使一些白人更以自己的肤色为豪，也会以尊重礼貌的态度对待有色人种。加上巴西异族通婚的传统，很多人都拥有黑人或者印地安人血统，种族界限并不明显。因此，倘若巴西真的存在种族“歧视”现象，其规模与程度也比欧洲、美国小得多。

本书中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对贫民窟的态度。茨威格将贫民窟视为美好纯净的所在，并以伤感的笔调预言其必将消失，可它们却成为了巴西社会的顽疾。诚然，茨威格没有在那里生活过。对于贫穷朴实的生活，置身其外的人很容易产生美好的幻想。然而，贫民窟里不仅有毒枭、罪犯，也有茨威格描绘的善良友好的穷人，他们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居住在条件恶劣的自建房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整治中，他们的利益也最容易被忽视。因此在大部分人都谈贫民窟色变的今天，茨威格的描绘也许不无意义。

巴西从来不是一片世外桃源，它也有着自己的冲突和危机。而从这本书成书到现在的七十年里，巴西更是经历了许多茨威格料想不到的重大变革，从1954年总统瓦加斯自杀到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