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四家珠宝店就被席卷一空……”

　　卡米尔吹起了一声赞羡的口哨。

　　“和今天的手法一样，是三个男人。第一个让人打开那些保险箱然后卷走珠宝，第二个用一杆莫斯伯格枪为他做掩护，第三个开车。”

　　“你说过一月份的时候，死了个人？”

　　路易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

　　“这一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十五区的一家珠宝店，准备在早晨开门的时候行动。他们十分钟内就搞定了这一笔，可以说是当天最干净利落的一笔了。然后，当他们十点半左右冲进另一家位于莱纳街的珠宝店又离开时，他们留了个活口，一位店员因迟迟不肯打开后备仓的保险柜，头部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地上。四天的昏迷之后，小伙子醒了过来，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他和政府周旋了很久，拿上了部分残疾抚恤金。

　　卡米尔神经紧绷地听着。这就是安妮奇迹般脱逃了的事情。他心烦意乱，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逼着自己放松肌肉，要怎么弄呢，“胸肌……小腿……”啊，去他妈的。

　　“下午两点左右，”路易继续说，在下午重新开门营业的时候，这伙劫匪闯进了第三家珠宝店——在卢浮宫后面的“卢浮古董店”。他们是个相当成熟的队伍，不打劫小店小铺。十几分钟之后，他们离开商店，把一位“手举得过高了点”的顾客丢在了身后的人行道上……该顾客的情况比上午的那位店员好一些，但还是被诊断为“情况恶劣”。

　　“这群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卡米尔顺着他说。

　　“是，也不是，”路易回答，“这些家伙还是很冷静，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真是硕果累累的一天啊……”

　　“可不是嘛。”

　　即便是对这样训练有素、准备充分又有着雄心壮志的队伍来说，六小时内四场抢劫，也是难得的好收成。但没过多久，可想而知，疲惫就会席卷而来。抢劫这种事，就像滑雪，意外总是在最后发生。带来最大损失的是最后一案。

　　“赛弗尔街，”路易又说，“珠宝店店主想抵抗。就在劫匪们要离开的时候，店主以为自己能拖住他们，他抓住那个卷走珠宝的劫匪的袖子，试图让他跌倒。当那个掩护的劫匪用莫斯伯格枪指着他的时候，另一个进行了反抗，最后那个店主吃了两颗九毫米的子弹，正中胸膛。”

　　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的计划是真的完成了，还是由于珠宝商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逸。

　　如果不说被劫店铺的数量，他们的作案方式还是相当成熟的。新晋专业人士，年轻人，叫嚣着，做着手势，对空开枪，跳过柜台。他们选的武器也像是角色扮演游戏里所用的，大得夸张，让人感觉他们其实怕得要死。这帮劫匪都太果决，太有组织了，而且毫不动摇。要不是对于英雄主义的渴望，他们最多在离开时留下一点附带性的损失，不至于杀人。

　　“一月的战利品呢？”卡米尔问。

　　“六十八万欧元。”路易清晰明了地宣布。

　　卡米尔抬起一条眉毛。倒不是因为他惊讶，珠宝商从来不会悉数全报他们的损失数目，他们总是会瞒下一大笔账，不，卡米尔要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真相：

　　“显然是超过一百万欧元。转手倒卖，六十万。或者六十五万。收益颇丰。”

　　“倒卖给谁呢？”

　　像这样一笔赃物，价值高昂，货源分散，转卖会损失不少，而且在小巴黎地区没有太有实力的窝藏主。

　　“我们猜测货物是从诺伊地区被运走的……但好吧……”

　　显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窃窃私语说这个窝藏主是个还俗的神甫。卡米尔从来没有证实过，但他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两种职位看起来也颇为相似。

　　“你派人去那儿转转。”

　　路易记下这个指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分配任务。

　　说着佩莱拉法官就到了。蓝眼睛，长鼻子，耳朵像狗。他忧心忡忡，步履匆忙，一边走一边抓住卡米尔的手。“您好，警官。”在他身后，他的书记员，一个三十岁的尤物，脖子以下全是胸脯，她的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当当作响，应该有人去告诉她这有点过了。法官也知道她发出的噪声有点过头。尽管她跟在他身后三步远处，但毫不夸张地说，掌握着步伐的依然是她。如果她乐意，她甚至可以一边悠闲地逛逛长廊，一边用她的口香糖吹吹泡泡。卡米尔发现洛丽塔到了三十岁，就真的是个惹人厌烦的女人。

　　大家都聚集了起来，卡米尔、路易，还有队伍里另外两名刚刚赶到现场的同事。会议由路易主持。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消息灵通。（最近他通过了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虽然他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话带着东部口音。他们让人想到塞尔维亚人或者波斯尼亚人，那些粗暴的人，他们开枪从来没有人能躲过。至于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他的战绩可谓硕果累累。”法官点点头。“阿福奈尔和波斯尼亚人，可怕的组合，居然没有更大的损失，简直令人震惊。这群家伙生来就是坏坯。”法官说道。他说得没错。

　　接下来他关心起目击者们。通常情况下，珠宝店开门时，主管、实习生和另一名员工一般都会在店里，但那天早晨她迟到了。她差不多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到，只听到最后一声枪声。只要有员工奇迹般逃过了发生在他工作店铺或者银行的抢劫案，警察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