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慢慢的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朦朦胧胧的烟雾逐渐的散去，我的心也苏醒了似的快乐起来。

有一阵，母亲带我们去永和镇父亲的朋友郑伯伯的鞋厂里订做皮鞋，姐姐挑了黑色的漆皮，那几年我一向穿得非常素暗，可以说是个铁灰色的女孩，可是，我那天竟看中了一块明亮柔和的淡玫瑰色的皮革，坚持要做一双红鞋。鞋子做好了，我踏着它向画室走去，心情好得竟想微笑起来，那是我第一双粗跟皮鞋，也是我从自己藏着的世界里甘心情愿的迈出来的第一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好似还在幽暗而寂寞的光线里神秘的发着温柔的霞光。

灰姑娘穿上了红鞋，一切都开始不同了。

因为顾老师给我的启发和帮助。我慢慢的认识了许多合得来的朋友，潜伏了多年的活泼的本性也跟着逐渐美丽的日子焕发起来。那时候，生活一日一日的复杂广阔，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成了一匹年轻的野马，在心灵的大草原上快活的奔驰起来，每天要出门时，竟会对着一大堆鞋子发愣，不知要穿哪一双才好。

那时候流行的鞋子都是尖头细跟的，并不自然，也不很美丽，可是它们有许多其他的用处，踢人、踩人都是很好的工具。又因为鞋跟一般都做得高，穿上了之后，总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在迫切渴望成长的年龄里，它给了我某种神秘的满足感，那已不是虚荣心可以解释的了。

我的凉鞋时代来得很晚，如果说木拖板也算某种形式的凉鞋，那便另当别论了。可是在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穿木拖上过街。总觉得将趾脚露出来是在海边和洗澡时才能做的事情。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跟现在不同，越不接近大自然的装扮，越是一般的觉得好看，也可以说，当时的文明，是那个样子的。十八岁的时候，做了一件旗袍，上面扣着硬高领不能咽口水，下面三寸高跟鞋只能细步的走，可是大家都说好看，我那时傻得厉害，还特为去拍了一张照片留念。三寸高跟鞋一生也只穿了那么一年，以后又回到了白球鞋，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记得了，球鞋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极爱穿。

在我进了华冈的校园里去做旁听生的时候，我的朋友强尼从远远的夏威夷给我寄来了一双美丽的淡咖啡色的凉鞋，收到那个包裹的时候，真是说不出有多么新鲜高兴，那时候市面上也有空花皮鞋卖了，可是完全平底，简直没有什么鞋面，只有两条简单皮革绕过的凉鞋，在那时的台北真是不多见，我在家里试穿着它们，乱动着完全释放的脚趾，那份自由的欢欣，竟像回到了儿时第一次在榻榻米上光脚跳上跳下的心情。第二天，我马上将它穿在脚上跑到学校去了。父亲在我放学回来时才看见我那副样子，他很愣了一会儿，最后才婉转的对我说，“你这种像打光脚一样的鞋子，还是不要穿了吧！别人会误会你是中山北路那些陪外国人的吧女呢！”

我听了父亲的话倒是改了一点，从那时候起，我上学总是穿件白衬衫，洗得泛白了的蓝卡其布裙，下面，还是那双凉鞋，就算别人先看我的脚，再一始头看我的衣，两相印证一番，便错不到中山北路去了。

凉鞋真是自由的象征，我跟它相见恨晚，一见钟情，这样的东西踩在脚下，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才真正流露了出来，人生自然的态度，生命的享受，竟然因为简简单单的脚下释放，给了我许多书本里得不到的启示。

当时，为了这份凉鞋的感动，我死命鼓励我的姐姐和大弟也来试试这种东西，大弟说得有趣，一个大男人，把脚趾露出来是多么难为情的事情，如果要他穿这种鞋子，他里面还是要加袜子。姐姐在当年是人人必争的淑女，更是不肯如我一般乱来，而今，她的孩子都上初中了，姐姐寄来的照片里，居然也是一双早年死也不肯穿的凉鞋，真是沧海桑田。这个世界变化得真快，我们还没有老，鞋子却打了好几十个圈子在流行了。

离家以后我一直不再穿什么高跟鞋，那种东西，只是放在架上，也许一年一度去听歌剧了，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了，为了对他人的敬重和礼貌，我才勉强把自己放入那不合自然的鞋子里去忍耐几个小时。好在我这一生也只听过不到十次歌剧，婚礼吗，只有我自己那次，穿的是一双凉鞋，我是新娘，不必去敬重他人。

雪天来了，靴子又成了我的另一种经验，高高长统的马靴，总使我回忆起小时候那双黄色橡皮长统雨鞋，台风一过，小孩子们都穿了那种有趣的东西在巷子里口止尚水。这甜蜜的回忆，使我天生的对马靴产生了好感。在德国，长靴不是时髦，它是生活的必需品，穿着它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学校，在教室休息时，双脚往暖气管上一放，搁着烘干，跟同学们谈天说地，那份舒适，女皇来了也不换。

马靴不用来骑马，沙漠里的夜晚，竟也用得到它，靴子里插一把牛骨柄的小刀，外面长裙一盖，谁也看不出里面的乾坤来。动刀子我是不会，可是在荒野夜行的时候，那份安全感，就很不相同了。

今年夏天我照例从加纳利群岛飞了两千里路去马德里看看朋友们，当年同住的女友全有了小娃娃，拖儿带女的，一派主妇风味，她们脚下的鞋子，却失去了风华，半高跟素面，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三个人一个样的鞋。

那几日大家不停的见面，在有限的时间里，恨不能说尽无限平凡生活的哀乐，说着说着话题绕到打扮上去了，这些女友们看我仍是一双凉鞋，就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