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着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着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着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的沉默着，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要去葬仪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着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着我，拉着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材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着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着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的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又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的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