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也有钱。

受得泰然，当得起，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功学社的三楼有一家体育用品社的专柜，他们卖溜冰鞋——高统靴的那种。

当我从天上跌下来时尚带着自己那双老的，可是一走回家，它们便消失了。当时我乱找了一阵，心中有些懊恼，实在消失了东西的也不能勉强要它回来，可是我一直想念它们，而且悲伤。

父亲请人给我试冰鞋，拿出来唯一的颜色是黑的。“她想要白的，上面最好是红色的轮子。”父亲说。

“那种软糖一样的透明红色。”我赶快加了一句。

商店小姐客气的说白色的第二天会有，我又预先欢喜了一大场。

雨仍然在下着，时间也不多了，父亲突然说：“带你去坐公共汽车！”

我们找了一会儿才找到了站牌。父亲假装老练，我偷眼看他，他根本不大会找车站，毕竟也是近七十的父亲了，以他的环境和体力，实在没有挤车的必要。可是这是他多年的习惯，随时给我机会教育，便也欣然接受。

我从不视被邀吃饭是应酬。相聚的朋友们真心，我亦回报真心。这份感激因为口拙，便是双手举杯咽了下去。

雨夜里我跑着回家，已是深夜四时了。带着钥匙，还没转动，门已经开了，母亲当然在等着我。

那么我一人在国外时，她深夜开门没有女儿怎么办？这么一想又使我心慌意乱起来。

我推了母亲去睡，看出她仍是依依不舍，可是为着她的健康，我心硬的不许她讲话。

跑进自己全是坐垫的小客厅里，在静静的一盏等着我回家的柔和的灯火及父亲预先替我轻放着的调频电台的音乐声里，赫然来了两样天堂里搬下来的东西。

米色的地毯上站着一辆枣红色的小脚踏车，前面安装了一个纯白色的网篮，篮子里面，是一双躺着的溜冰鞋。就是我以前那双的颜色和式样。

我呆住了，轻轻上去摸了一下，不敢重摸，怕它们又要消失。

在国外，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敢放纵自己，虽然什么也不缺，那些东西毕竟不是悄然而来，不是平白得到，不是没有一思再思，放弃了这个才得来了那个的。

怎么突然有了一份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只因我从天上不小心掉了回家。

我坐在窗口，对着那一辆脚踏车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雨是在外面滴着，不是在梦中。可是我怕呢！我欢喜呢；我欢喜得怕它们又要从我身边溜走。我是被什么事情吓过了？第二日，在外吃了午饭回来，匆匆忙忙的换上蓝布裤，白衬衫，踏了球鞋，兴冲冲的将脚踏车搬下楼去，母亲也很欢喜，问我：“去哪里溜冰呢？不要骑太远！”

我说要去国父纪念馆，玩一下便回家，因为晚饭又是被安排了的。

骑到那个地方我已累了，灰灰的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将车子放在广场上时，大滴的雨又豆子似的洒了下来。我坐在石凳上脱球鞋，对面三个混混青年开口了：“当众脱鞋！”

我不理他们，将球鞋放在网蓝内，低头绑溜冰鞋的带子。

然后再换左脚的鞋，那三个人又喊：“再脱一次！”

我穿好了冰鞋坐着，静等着对面的家伙。就是希望他们过来。

他们吊儿郎当的慢慢向我迫来，三个对一个，气势居然还不够凌人。

还没走到近处，我头一抬，便说：“你别惹我！”奇怪的是来的是三个，怎么对人用错了文法。

他们还是不走，可是停了步子。其中的一个说，“小姐好面熟，可不可以坐在你身边— —。”

椅子又不是我的，居然笑对他们说：“不许！”

他们走开了，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去，嘴巴里仍是不干不净。

雨大滴的洒了下来。并不密集。我背着这三个人慢慢试溜着，又怕他们偷我脚踏车上挂着的布包，一步一回头，地也不平，差点摔了一跤。

后来我干脆往他们溜过去，当然，过去了，他们的长脚交叉着伸了出来。

我停住了，两边僵在雨中。

“借过……”我说了一声，对方假装听不见。

“我说——借过！”我再慢慢说一次。

这时，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假装没事般的拚命彼此讲话，放掉了作弄我的念头。

赶走了人家，自己又是开心得不得了，尽情的在雨中人迹稀少的大广场上玩了一个够。当我溜去问一个路人几点种时，惊觉已是三小时飞掉了。

那是回台湾以来第一次放单玩耍，我真是快乐。

一个人生活已成了习惯，要改变是难了。怎么仍是独处最乐呢？

书桌上转来的信已堆集成了一摊风景，深夜里，我一封一封慢慢的拆，细细的念，慢慢的想，然后将它们珍藏在抽屉里。窗外已是黎明来了。

那些信全是写给三毛的。再回头做三毛需要时间来平衡心理上的距离，时间不到，倔强的扳回自己是不聪明的事情，折断了一条方才形成的柳枝亦是可惜。将一切交给时间，不要焦急吧！

雨，在我唯一午间的空档里也不再温柔了。它们倾盆而下，狂暴的将天地都抱在它的怀里，我的脚踏车寂寞，我也失去了想将自己淋化的念头。

在家中脱鞋的地方，我换上了冰鞋，踏过地毯，在有限的几条没有地毯的通道上小步滑着，滑进宽大的厨房，喊一声：“姆妈抱歉！”打一个转又往浴室挤进去。母亲说：“你以为自己在国父纪念馆吗？”

“是呀？真在那边。‘心到身到’，这个小魔术难道你不明白吗？”在她的面前我说了一句大话。

说着我滑到后阳台去看了一盆雨中的菊花叶子，喊一声：“好大的雨啊！”转一个身，撞到家具，摔了一跤。

那夜回家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