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产生掉进这个城市陷阱的感觉，就是走在雨中的加发来利街去买报纸的时候。但是我一回来立刻又恢复了信心。希尔薇娅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身子靠在床栏杆上，头低着。只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就什么也不怕。她穿着一件非常紧身的浅灰色高领毛衣，显得愈加纤细柔美，而且与她的黑头发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

“报上没什么新闻？”她问我。

我坐在床脚上翻了翻报纸说：

“没有，什么也没有。”

四

我的脑子里一切都混淆模糊起来。往日的一幅幅画面在一片稀薄透明的糨糊中乱绞在一起，又渐渐分开，膨胀，变成彩虹色气球的形状，似乎处于破裂的边缘。我一下子惊醒了，心跳不止。周围的寂静更增加了我的不安。通过麦克风传进房间的“远方”协会报告人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刚才，这个单调的声音和后来放映的纪录片音乐——很可能是关于太平洋的电影，因为有夏威夷吉他的呻吟——给我催眠，于是我睡着了。

我已经记不清遇见尼尔夫妇是维尔库来尼斯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我极力搜寻记忆，想理出一些头绪，然而无济于事。我怎么也无法分清这两个事件。再说，也算不上什么事件，根本算不上。“事件”这个字眼不合适，它应该指突然的惊人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是平静地，以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生。就像地毯慢慢地织成，或者像大道上的人群从我们面前缓缓流过一样。

晚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坐在昆尼咖啡馆四面玻璃的大厅里。路灯褐色的光亮跳跃着。已经是夜晚了。我们等待着，但并不明白在等待什么。我们和那些年复一年地在这些街座上等待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那是一些逃到自由世界的避难者、流放者，有英国人、俄国人及“地中海宫殿”里摆赌做庄的科西嘉人。有的人四十多年就没动地方，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的桌子上以神经质的动作喝茶。还有那个钢琴家，从什么时候起，他每天晚上从五点到八点坐在大厅深处的位置上弹他的乐谱？我曾好奇地问过他。“一直就是这样。”他告诉我。模糊的回答。好像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故意掩盖危险的秘密似的。看来，他是个像我和希尔薇娅这类的人。每次他看见我们进来，都做出一个会意的表示：友好地点点头，或者用力弹出几个和弦。

这天傍晚，我们待的时间比以往要长。顾客渐渐地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和钢琴家。这是第一批吃晚餐的人到来之前的片刻清静。侍者们已经摆好了铺着餐厅专用纸的餐桌。而我们，我们不知道怎样消磨这个晚上。回到圣安娜公寓？去看福罗木的晚场电影？还是就这样等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