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而与之相对比的，所有研究集中营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它们相互之间亦无冲突。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Svevo）在小说《齐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Zeno）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对于集中营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某些集中营里失败的抵抗，已经有太多、太肤浅的说法，甚至来自于那些要为完全不同的罪行负责的人们。任何曾尝试抵抗的人都了解，在某些情况下，集体或个人的、积极的抵抗是可能的；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中，抵抗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尤其在1941年，上百万苏军将士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年轻，一般身强力壮，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常常由士官、见习军官和军官组成有机的集体。他们仇恨侵略他们国家的德国人，但他们很少抵抗。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和其他身体疾病，迅速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间，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也就是说，正如大量集中营囚犯所经历的，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便经历了地狱般的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

所以，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尤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力量去抵抗的鲜明例证。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的“最终之章”中描述了纳粹在一群惊恐而冷漠的囚犯面前当众绞死一个抵抗者。在这一瞬间，一个想法虽只是轻轻地掠过我们的脑海，但在“后来”却重新浮现——你也可以，你当然也应该去抵抗。这是一种审判，而幸存者相信，对于那些听到他的故事并用肤浅的事后之明来判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可能感到无情的反感的人们——从他们的眼中能看到这种审判。有意或无意间，他感到受到指控和审判，因而迫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感。那些做了这些恶事的人（“卡波”，但不仅是他们）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永远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我曾经鼓励一个刚刚来到集中营，在第一天便陷入无底绝望中的十八岁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