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少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人们经常问我们，奥斯维辛会不会再次出现，仿佛我们的经历能够赋予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会不会发生另一场大屠杀，单方面，系统化，体械化，有意为之，通过政府层面，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并借助蔑视他人的教条给予合法化的大屠杀。很幸运，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我们仍能说些什么：一个类似的悲剧，大约于1975年发生在亚洲，几乎被世界所忽视。而德国大屠杀是由于奴役其他民族的愿望、灵魂的贫乏，并归于多种因素的共存（战争状态，德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求全思想，希特勒的意愿和颠倒黑白的领袖能力，德国缺乏坚实的民主根基）。这些因素并不是很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每个单独的因素都不足以引发这场屠杀。这些因素能够重新出现并已经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现。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谈及更远的未来毫无意义），这些因素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日本和苏联，一场大规模屠杀是尤其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集中营的历史仍旧是许多人记忆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政府层面，而某种免疫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与我所说的羞耻一起，足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

至于世界的其他角落会发生什么，或者在几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暂缓进行判断是明智的。而核末日，特别是双边核战争，很可能是短时间而决定性的。这是一种更巨大的、截然不同的恐怖，古怪而崭新，但不在我所选择的主题之列。

[1]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6.29—1837.6.14）：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作品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代表作有《致月亮》、《致席尔维娅》、《暴风雨后的宁静》等。

[2] 费黛里奥：贝多芬所创作的唯一歌剧。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利奥诺拉的女性化装成监狱看守，从政治监狱中营救出自己被诬陷的丈夫的故事。

[3] 通天塔：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指人类不同的语言和种族。

[4] 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 Aron Ettore Schmitz, 1861.12.19—1928.9.13）：阿龙·斯密茨的笔名，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泽诺的意识》等。

[5] 埃拉·林根斯－雷娜（Ella Lingens-Reiner, 1908.11.18—2002.12.30）：奥地利医生、律师，二战中因帮助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6] 集中营暗语，意指濒临死亡的囚犯。

[7] 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l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12.11—2008.8.3）：苏联作家，1945年因批评斯大林被判刑8年，后被送入劳改营，1957年恢复名誉，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古拉格群岛》等．

[8]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 1903.8.28—1990.3.13）：奥地利裔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作家。

[9]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24—1631.3.31）：英国诗人、讽刺作家、律师和神父，被认为是玄学诗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歌与十四行诗》、《挽歌》、《一周年与二周年》等。

[10] 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9.26—1965.1.4）：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荒原》、《教堂的谋杀》等。

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

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incommunicability）这个词。它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我不喜欢它，首先是因为它是语言学的灾难，其次有着更多的个人原因。

对于当今这个正常的世界，出于惯例或对比，我们时常称其为“文明世界”或“自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几乎从来不会遇到一个全然的语言障碍，换句话说，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人，你必须与对方建立完全的沟通，否则就会死亡，然后却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个著名但不完整的例子是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红沙漠》。电影中，主人公在某晚遇到了一个土耳其水手。尽管这水手只会说土耳其语，但主人公仍徒劳地想让对方理解他的想法。说这个例子不完整是因为双方，包括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