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我对复仇并不感兴趣。我个人对纽伦堡审判中那象征性的、不完整的、不公正的现代道德观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认为那些非常公正的绞刑应该由更专业的人士来执行。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曾经懦弱胆小。在此，我回忆起一段往事，就像一丝清新的空气，也证明了对于德国人的整体评判，我是多么“另类”：它是一个特例，但它的确发生了。

1944年11月，在奥斯维辛。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在另一本书中我提到过这个实验室）。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轰炸机：有几百架，这次空袭一定非常可怕。在集中营里有几个大型掩体，但只有德国人才能进去，我们被限制在外。我们只能隐蔽在围栏里被积雪覆盖的休耕地中。我们所有人，囚犯和非军职人员，向着各自的目的地跑下楼梯。但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一名德国技术人员，把我们这些“囚犯”化学家叫了回来，“你们跟我走。”惊讶的我们跟着他跑向一个掩体。但在掩体的入口站着一名配带万字饰袖标的警卫。他说：“你可以进去，但其他人不行。”实验室的负责人回答：“他们是跟我一起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