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关系紧张时用随和、风格或其他一些老式公司的魅力解决争端，一年风光上一两次。他的叔父们对他很好。他们的母亲（瓦莱里安的祖母）有四个儿子，每个婚后生的都是女儿。只有瓦莱里安的母亲生有一女一子，而他就成了家族的未来。瓦莱里安的父亲过世时他只有七岁，叔父们凑在一起安抚彼此，敦促大家共同接手教育他们侄儿的任务，因为道理“不言自明”，他是糖厂的继承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还以他命名了一种糖果：瓦莱里安。红白相间的盒子装的红白相间的软糖（白的是薄荷味的，而红的则是草莓味的）。瓦莱里安糖果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真正的败笔，尽管没有给资金带来困扰，因为那是用他们的主要糖果品牌——“小无赖”剩余的糖渣制作的。

“为什么会这样？”叔父们问道。

“命名太娘娘腔了。”

“娘娘腔？”

“是啊。就像‘瓦伦丁’一样。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孩子坐在马路边上，嘴里含着那些小巧的糖果？我们只能在应季方面下功夫。比如情人节。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些带果仁的糖呢？”

在东部和中西部，这些糖果无人问津。它们被摆在电影院展柜和糖果店的货架上，直到硬得像石子，粘在一起像葡萄。

“毕竟还有人买啊。”叔父们说。

“黑小子，”零售商说，“黑小子们买这种糖。马里兰，佛罗里达，密西西比。也就回本了。把这种女里女气的玩意儿卖给黑小子，谁都赚不到一块钱。”

“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北方，难道就不想要他们在密西西比能买到的东西吗？”

“见鬼，不想。他们都在离开南方。他们一旦搬走，就想把那玩意儿撇下。他们不想勾起旧事。阿拉加糖浆在纽约算是死了。还有金尘皂、‘瓦莱里安’，都卖不出去。甩卖了吧。”

但他们没有甩卖。至少没有马上这么办。叔父们让那个品牌在南方自然销售，直到四十年代初食糖短缺，即使在那时，他们仍不懈地为该品牌继续存活而奋战：他们在浴室里想，在午餐桌上想，他们阅读食品工业文献并召开内部决策会议，商讨是否要在密西西比生产一种镍盒装的瓦莱里安糖果，那里的甜菜极其便宜，劳力也几乎不要钱。“哦——瓦莱里安！！”盒子上写着。仅此而已。连糖果本身或是吃糖果的笑脸都没画上一张。瓦莱里安感激他们的努力，但也承认那是出于感性而不是精明专业的头脑，于是再次发誓，就算之前不行，他到六十五岁也一定会退休，而且绝不让他的东家身份把他拴在那个位置上做头蠢驴。他毕竟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其他爱好的股东。正因为那些其他爱好——音乐、书籍——他才在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度过九年无儿无女的婚后生活，扛过漫长、可恨又发霉的离婚独居，经历入伍与退伍后仍能坚强如初。战后，他去缅因州参加一次食品工业机械展销会，其间走出屋子，想吸一口冬天的空气。就在那儿，在一辆载着北极熊的彩车上，他看到了缅因小姐。她那么年轻，美得那么令人措手不及，他倒抽了一口气，呛得直咳嗽。她全身红白相间，就像“瓦莱里安”糖果一样。于是，已经三十九岁的他表现出了他的叔父们曾有过的同样的感性。这使他的决心更加不可动摇，除去对公司、对企业的敬意，他要像他们要求为他们工作的瑞典人和德国人那样，在六十五岁退休。这终归是个家族作坊。他们用了一点食糖和一点可可，过着不错的日子——不光他们自己，还有九十个外人，住在厂区附近的邻居待在那儿，喜欢那儿，主要因为不论早晚都有浓郁的糖果气味迎面扑来。嗅到气味简直就等于吃到糖果，何况他们也真的能吃到——当年，“小无赖”的糖渣会被按时送给孩子和无家可归的男人。当那些流浪汉在通往俄勒冈或者科罗拉多希尔达一个收容所的火车上醒来的时候，就会想起费城可口的气味，心情里的那份愉悦远胜过想起那里的女人们的时候。对那些在糖果空气中长大的孩子而言，童年永远挥之不去，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永远长不大的原因。他们搬到达拉斯和阿尔图纳，洗耳恭听别人讲童年的故事，毫不眼馋。他们很少描述自己的童年，因为你怎么能使别人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呢？你只能说上一句“我们家附近有一家糖果厂，气味好极了”。因此，他们把童年保存在自己心里，比他们在达拉斯、阿尔图纳和《新港新闻》保存得更久。

斯特利特兄弟糖果公司从未抛弃过邻里，也没有忘记过工人。公司就在原来的厂区、原有的厂房背后扩建了；他们雇用了更多的销售人员，甚至在买下机器取代了原先的瑞典和德国女工时，本着对斯塔兹奶奶和这家企业的尊重，仍然留着她们做别的方面的工作，尽管他们显然并不需要她们。到瓦莱里安接手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个不错的品牌，那些女工全去世了，只有叔父们还健在，也正是出于对企业和其在邻里的传统地位，以及对附近居民的好心的同等尊重，他才决心在变老年痴呆前于六十五岁退休。

他娶了缅因小姐，她生下男孩之后，他和他的叔父们一样舒了一口气，但没有受到诱惑，用他儿子的名字去创立一个新品牌。到那时候，他们已经缩小了“小无赖”包装上的帽子，没人会再把它和罗斯福总统联系起来了（“小无赖”原文为“Teddy Boy”，“Teddy”为罗斯福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