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她絮叨了，因为她正是用法语骗他离开住了二十年之久的美国，回到多米尼加岛照料家产的。于是他就充耳不闻地试着喝光咖啡，听凭她把他肩头按得生疼而不去理会，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小妹妹，而且他还艳羡她那双有魔法的奶子，何况她曾经在十五年内用三十四封信欺骗了他（居然骗得了他），叫他回家照料家产，而她所谓的家产实际上就是她本人，因为当他回到家乡时，除了她什么都不剩了：没有土地，也没有长满咖啡树的丘陵。只有比他大两岁的特蕾丝，还有一栋水泥房子。每次飓风之后，屋顶都需要复位，这就意味着一年要修上四次。他望着那栋房子——散布在碧绿山坡上的十几栋房屋中的一座——并且发现他从小就记得的那一百三十阿邪（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现仍应用于美洲的原法国殖民地，1 阿邪约相当于0.84英亩。）土地连同那些碧绿的山全部属于住在瓜德罗普岛的法国人，除了厨房的菜圃和河畔村里的菜园已经没有土地可照看，只有这个嗜吃苹果、爱大笑又爱撒谎的干瘪老太婆，但他甚至都没有生气。他只是奇怪自己竟然对那三十四封信深信不疑。那些用地道法语写的信起初由神父代笔，后来则由神父的一个助手捉刀，叙述着掌管那么多产业对一位上年纪的女士来说委实负担过重，然而她每次都想方设法要他寄一张十美元的汇票，并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带回或者邮寄来苹果。如果他能让她知道苹果抵达的时间，她就要向海关的一位朋友打招呼，因为苹果系禁运品，多米尼加岛禁止进口。这话倒是真的，因为只有法国产的水果和蔬菜才可运抵港口并在市场上销售。因此船上每月卸下的都是枯萎的莴苣、铁锈色的瘪豆子和细得只剩下芯的胡萝卜。这种状况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是够苦的，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种菜吃 （当然，美国人是例外，他们把种菜当做嗜好），只能依赖市场。但对穷人却没什么不便，因为自家菜地、大海和长在路边的鳄梨树就能让他们吃得很好。特蕾丝只在七岁时尝过一次苹果，第二次便是三十五岁了，以致她馋苹果馋得近乎犯神经。当一九七三年，吉迪昂在他的天蓝色休闲西装里藏着十二个苹果出现时——特蕾丝在海关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但是两美元便使他们视而不见——她的感激之情难以尽述，他没有像他威胁她的那样乘下一班飞机回去。他所有之物毕竟所剩无几了：只有美国国籍，其优越性在于能够偶尔寄一张十美元的汇票，买一套休闲装和看电视。他青年时期的朋友大多已移居法国，他们在那边过的日子令人心碎，因此他便选了魁北克，尽管为此他必须等到二十二岁才能拿到签证，随后他到达时衣袋里便揣着所谓的加拿大农民的身份。两年之后，他依靠多种说辞（包括与一个美国黑人结婚）才进入美国，有了丰富的汇票、休闲西装和电视节目。如今他回来了，除了每次飓风过后搭盖新屋顶、找点零活和等待狂欢节，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起初他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感到羞耻。就像特蕾丝曾经骗他那样，他曾经也哄她说，他在美国已经赚了大钱。眼下人人都看得到他等着下一次修临时屋顶，寻找机会挣游客的小费，在酒馆里盯着女人——又跟先前一样了。没有装美钞的手提箱。只有十二个苹果和休闲西装。丢人。只有蠢驴才会和离家时一样不名一文地回到多米尼加岛。那些急于回来（从法国、魁北克、纽约或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也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们带着为之奋斗的大学文凭和钱财衣锦还乡。的确，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这座岛上也算是一笔本钱，可是，到了他这种年纪，没有学历，又和能帮他找工作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他总不能在机场给人搬行李或者在“老王后”酒店端盘子吧。于是他就在港口漂泊，干上几天杂工或者碰上运气好的时候，为出租车司机收上一天车费。直到有一天，他这四十年的杂工生涯得到了报偿：一个在骑士岛上拥有一所房子的美国人迁来居住，他需要一个定时上班的杂工兼花匠，要会驾船，会讲英语，举止也不能像当地黑人那么倨傲。确实，尽管多米尼加岛的当地人一年要修四次自己的住房，却不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对他们自己之外一切人的轻蔑。

吉迪昂熬过了羞辱的日子：原本确定为一个季度、后来延长到了三年的骑士岛的工作总算对他有所帮助，何况，家人对他的冷嘲热讽与在美国移民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那是美国公民身份也改变不了的—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同样，一想起自己能够死在种着咖啡树的山上而不是弃尸于孤独的异国他乡，他就会感到异常欣慰，任何怨恨和气愤都会立即烟消云散。他和特蕾丝不同。她的怨恨复杂而激烈，她甚至拒绝和美国黑人讲话，更不承认在她的世界里有美国白人存在。为了表现这种心情，她相信只能不理睬他们（或者说是在他们看她时不正眼瞧他们）。因此当他们和她说话时，她总是转过脸去，目光（不对着她干的活时）则朝向地平线——那如果是她的生活所依，她原本也是看不见的。别人认为她心不在焉，其实那倒是她注意力集中的一个奇迹。

“嘘，特蕾丝，”吉迪昂说，“他们在那屋里听得见你说话。别在脑子里编你的故事了。我得走了。”他站起身，揉着被按痛的肩头，“不过你编的故事里忘了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