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和关照我，我就无法完成学业！别再爱你的无知了——那并不可爱。”

儿子把她拉起来带到窗前。经过一阵激烈的挣扎之后，他攥着她的手腕，把她推出窗户，高叫着：“实话就是，不管你在那些大学里学了什么，只要跟我无关就都是狗屎！他们教给你我的什么事了？他们怎么测验你？他们教过你我像什么吗？他们教过你我脑袋里有什么吗？他们向你描述过我吗？他们教过你我心里想什么了吗？如果他们没教过你那些，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教给你，因为如果你不了解我，就一点也不了解你自己。你什么都不懂，一点也不懂你的孩子，一点也不懂你妈和你爸。你来看着我啊，你这个受过教育的白痴！”

窗户距离地面只有十英尺，她还尿湿了裤子，但她仍高声叫喊，不但要他听到，也要让聚集在便道上的人们听到：“你想当一辈子杂工吗？”

“他的名字叫吉迪昂！吉迪昂！不是杂工，还有玛丽·特蕾丝·福柯，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我帮你买一栋房子，把你的婶婶和叔叔安顿在里边，让她不再受脚的折磨。她那双脚简直要杀了她，杀了她，你怎么不让他们的生活变个样，让他们活得像人，像你从来没研究过的人，像你从来不能拍照的人。他们才是供你上完学的人，女人，他们才是。不是他。他们为他干了一辈子活儿。而你把他们扔在那儿，跟他在一起，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你应该给他们做饭。没有把吉迪昂、老人和我教给你的教育算什么教育！没有把我教给你！”

当他把她拽回屋里来时，她的胳膊疼得动弹不得。但一小时后她就眼泪汪汪地蜷缩在他腿上了，这时门铃响了。儿子正在按摩她的肩膀，一边还求她原谅。他们俩一起走到门口，那样子就像一对亲亲热热的小鸽子，警察还以为他们走错了门，把一个女人扔出窗子的是别人。

还有的时候，他们为工作吵架。这确实是问题。

他又一次提到想回船上去工作。

“你不能去，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你跳过船，记得吧？”

“那没关系。”

“你会一直在外面跑。你为什么想离开我？”

“我不想。可我们不一定得住在这儿。我们住在哪儿都成。”

“你指的是埃罗。”

“我指的是随便什么地方。我在别的地方能找到好工作。”

“哪儿？”

“休斯敦，蒙特戈梅里，亚特兰大，圣地亚哥。”

“我不能住在那些地方。”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我想活着，而不是改变。我不能只为这该死的城市活着。”

“是因为你害怕了？因为你在纽约活不下去了？”

“在纽约活下去。在纽约活下去。这样的废话我已经听累了。这他妈的是什么？如果我在纽约活下去，那我做的一切就是：‘在纽约活下去。’那不叫生活，那只是活着。我不想活着，我想要生活。在纽约活下去并不困难，乖乖。并不当真那么难。只是很悲哀，你在这儿活下去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很简单，我早就抛弃了。我在世界各地生活过，吉丁。我在哪儿都能活。”

“你没在任何地方生活过。”

“你呢？你在哪儿生活过？人家一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就答出五个城镇。你哪儿的人都不是。我是埃罗人。”

“我痛恨埃罗，埃罗也恨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对等的感情。”

她让他一直处于守势，要求他对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拟出清晰、精确而且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他脑中对做什么或在哪儿做的一些可怕的想法在她无所不在的直觉前都黯然失色了。他觉得在时间限制内做完事情就好——她则想要准时做完。于是他让她定好私下约会，真的参加了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才打了四百多分；法律入学测验低于第十三个百分点；大学入学水平考试落后于第八十个百分位；继续教育考试打了六百多分。“这就证明了，”他告诉她，“我能连坐三小时不动，我一直都知道我能。”

“二者取其一，”她最后说，“要么你去上学，我去上班，要么我们请瓦莱里安投资做个生意。”

“你会嫁给我吗？”

“是的。”

“好吧。”

“什么好吧？”

“我去上学。”

“好哇！”她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摁到地板上。

“可是不在这儿。”

“为什么？”

“我们住的是别人的地方。这里不是我们的小窝。咱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还得再跟你说上多少遍：我不能在别的地方工作。你能，可我不能。”

“你到底要做什么神秘的工作，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到别处去？”

“我的工作就是付账单。”

当时是八月份。吉丁向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递交了申请。表格送来以后，她就坐下来填。她很疲惫，看得出来，明显到经纪人都不太找她了。二十五岁的人看起来像二十六岁的，而且她也没有坚持那种可以保持二十岁巅峰状态的养生之道。工作都给了十七岁的少女们。在欧洲，人们喜欢看面貌成熟些的黑人模特儿，但是在美国，模样得像十二岁。不久她就真得给她的老教授打电话了。干模特儿这一行过气得很快——她要使出浑身解数尽快争取，因为她能赚的钱是教书的七倍。她坐在桌边，稍稍出了些汗，正在填儿子的申请表。你会以为他起码会自己做这件事。

儿子盯着她看——她是勤奋又有计划的典范。她不时地问他一个问题，他们商妥在什么地方撒谎，什么地方说真话。他看着她。他想，有一股力量，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