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知道。那个美国妞。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嗯？”

“我得找到她。”儿子的声音有气无力。

坐在收音机旁的特蕾丝摇晃着脑袋，就像在守夜。当儿子用无动于衷的口气说出“我得找到她”时，伴随着摇晃，她轻轻地哼起来：“嗯，嗯，嗯，嗯。”

“别哼哼了！”吉迪昂说，“弄点吃的，看在基督的分上！”

特蕾丝慢腾腾地站起来，抚摸了一下她那份飞机上的简餐，把它放在没打开的收音机上面，然后把一壶水放到火上。她忙着拣米里的沙子，这时吉迪昂告诉儿子，那美国妞已经走了。

“她来过这儿？你怎么知道的？”儿子问。

“有哪个从这儿坐飞机的黑姑娘我不知道？再说，是阿尔玛·埃斯特看见她走的。她在机场做卫生。她亲眼看见了她，还和她在洗手间里搭了话。特蕾丝，去叫阿尔玛·埃斯特过来。”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特蕾丝不愿意去。

“在她妈妈那儿。现在就去吧。”随后他对儿子说，“一星期以前，也许还不到。阿尔玛看着她走的。让她走吧，伙计，让她走吧。”

儿子望着特蕾丝，似乎在问她为什么还不走。她看出了他的不耐烦，便把未拣完的米放下，走出了屋子。这个消息让儿子大为沮丧。来这里以前，他在纽约等得太久了。但当时他坚信，她不会当真离开，像人们所说的“一去不回头”。他觉得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像往常一样砰的一声推门进来。因此除了短时间外出，他不能离开那公寓。不能出现她打电话来他不在，或者她按门铃他不在的情况。有一星期的时间，他都在默默地踱步——夜间也难以成眠——最后决定去找她。按吉迪昂所说的，一周前她在这儿；这么说她几乎立刻就离开了。

吉迪昂打开他的纸袋，取出一瓶啤酒。他在儿子身边坐下来，请他喝。“你会慢慢习惯的，”他说，“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只能喝冷的。冰镇的。我还是喜欢喝冷的。不过我现在又能喝温的了。回到从前了。”

儿子看着啤酒。一想到没冰镇过的啤酒在空腹中那种感觉就不舒服。他谢绝了。

“你有病，伙计。不只是脑袋出了毛病。你怎么能让她走呢？”

“让她走？”儿子反问，还撇嘴笑了笑。放走一个你到处找了多年的女人，只因为她难对付吗？因为她有脾气，有能力，有自己的主意，还会还手吗？放走一个眉眼需要你端详，脸蛋足够你盯上一辈子的女人？放走一个不仅是女人，还是一种声音，是你想演奏的全部乐曲，包含着一个世界与存在方式的女人？放开那一切吗？“我不能，”他说，“我不能。”

吉迪昂大口喝着啤酒，两个人半天无语，直到特蕾丝回来，带那个女孩进了门。儿子一看到阿尔玛，就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袭来。他看着她头上的红棕色假发，血液流下了脑袋。事情全都混到了一起。他本已理顺了它们：糕饼女人们和六弦的班卓琴。然后他被景泰蓝和蜜色的生丝诱惑了，腐蚀了，他心甘情愿地要改变，要爱景泰蓝，要放弃糕饼女人们、五分钱点播的电影和埃罗本身，以及老旧金山人。因为她把他那一毛钱硬币还给了他，那枚漂亮的硬币，闪光的硬币，浪漫的一毛钱硬币，并且让他看到了那是种方式，真正的方式，不仅仅是一枚令人眼花缭乱的硬币，而是一枚货币，上面有植根于黄金和景泰蓝、屈辱和死亡的历史，因此，当那枚硬币没了价值而且根本不属于旧金山人时，他为什么还热爱他和他的一毛钱硬币呢？他认为德雷克和士兵和厄尔尼·保罗比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耳环更珍贵，或者糕饼女人们身处险境，只有他能保护她们，让她们活下去，而他又在做什么呢？所以说他已经改变了，放弃了同族间的友爱，或者说他相信他放弃了，直到他看到阿尔玛·埃斯特干涸的血的颜色的假发。她甜美的面容和午夜般的肤色，被她头上干涸的血的颜色的一堆合成纤维嘲弄了，毁掉了。事情全都混到一起了。若是她像一束系腰带的九重葛，像只涂了唇膏的美洲豹幼崽，像个戴耳环的鳄梨似的站在那里，并让他摘掉那些多余的部分，他本可以解决这一切的。

“噢，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他说着，走过去准备摘掉她的假发，准备举起它，撕成乱麻，再狠狠扔掉，让它离她那午夜般的皮肤和羚羊般的眼睛远远的。可是她却跳起来，大嚷着，双手紧紧抓着假发，按在头上保护着它。事情全都混到了一起。他不知道该作何感想。那种眩晕感更强烈了，在头脑里造成了鸣响。

吉迪昂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坐了下去。

“别管她了，”他说，“她愿意变成那副傻样，随她去吧。问问她那个美国姑娘的事吧。阿尔玛，告诉他。”

阿尔玛告诉了他，但她离他远远的，这样他的手就再也够不到她的头，也就没法剥夺她的红色假发了，那是她不得不自己买的，因为他失去了消息，既没给她寄，来时也没给她带，而这次他回来，其实是要找那个美国姑娘，那才是他爱恋难忘的人，她不是。他已经把她撇到脑后，而且忘记给她带她唯一要求的东西了。噢，她多好啊，她为他跑到店里，她还为美国黑人姑娘们打扫厕所，让她们在里面撒尿，收她们的小费，名字却不会被她们记住。可她还是不够好，因为这个吃巧克力的人当初特意弄清了她的名字，而后却把她忘了个一干二净。于是她告诉他，她在机场做清洁工，她看见那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