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筹，“南净”大概是这家粪厂的名字。

　　我问他俩做什么工作，小宝说，俩人还没找到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在捡粪，算是跑海粪夫[跑海粪夫：就是没有被粪厂雇佣的掏粪工人，他们不归商业粪厂管理，自己随意掏粪捡粪，遇到有人家让进门的，也会帮着掏。自己处理后，把粪卖给城外的农民。]。

　　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满地都是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很多外地来京谋生的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他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你们去查。巡警嗤的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肥”，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因为定下这个规矩，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的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

　　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民间制粪法：人粪直接施用会伤害庄稼。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出现了各种制粪方法，如蒸、沤、锅煮、窖粪和煨粪。]。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用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杓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他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