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长大，从小学裁缝，手艺高超，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开了店。他是洋裁缝[北京的好裁缝，一般都来自宁波，分两种——红帮裁缝和本帮裁缝。本帮裁缝专做中式服装，红帮裁缝专做洋装，被称为洋裁缝。]，西装做得出名，和北京官商两界混得都熟，新世界商场特意开了专柜卖他做的衣服。

　　到了顺和记，老杜穿着件笔挺的西装，正站在桌子边熨衣服，他见到我，抬头打招呼，手里的活也不停下。

　　我进屋坐下，自己倒了杯茶，问他最近见没见过马昭雄。老杜撂下熨斗，有点惊讶：“你找他做什么？”

　　我喝了茶，说了春秀的事和报上“非文”写的文章，“我担心这马昭雄虐待女孩，得把春秀赎出来。”

　　老杜没说话，摩挲了几下手上的顶针，起身进了里屋，拿了件呢子风衣出来，铺在桌上。

　　“他一个多月没来了，这是上回仆人送来改的大衣。”老杜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要不说婢女这事，我也不敢提这照片，应该是他不小心留在口袋里的。”

　　这是张色情照片，拍了两个少年在性交的场景，两人都对着镜头发呆，不像偷拍。老杜说，马昭雄虽然是个东北人，却留过洋，喜欢西式服装。他经常请老杜去家里，量身定做四季衣服，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做，还给婢女做。去过几次，老杜就熟悉了马家，不但认识管家仆人，也了解些马昭雄的生活。

　　“东北人好面儿，马家上下有二三十个婢女，每次出门都带好几个，穿的都是好料子，比别人家小妾还洋气。”老杜又摩挲起顶针，说：“但是，他会虐待这些女孩。我给马家婢女做过衣裳，个个身上有伤疤。”这次发现了色情照片，老杜更确信马昭雄有问题。

　　我问他，见没见过一个叫春秀的姑娘。老杜笑：“那么多女孩，我哪儿记得住名字。我从来只记得女孩的身材，不记得名字。”

　　我把照片还给他，问能不能带我认识下马昭雄。老杜把照片原样装回大衣口袋，说：“我正好可以去送衣服，带你去。”

　　我问他：“你不怕得罪马昭雄？”

　　他笑：“当然怕，但我见不得女孩这么受罪。”笑完又补了一句，“再说，他是客人，你是朋友，我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马昭雄好赌，喜欢在家设牌局，每天都有几桌有钱的朋友凑热闹，不是做官的，就是经商的。老杜让我扮作生意人，引荐给马昭雄做牌友，“要和他混熟，除了像我这样有手艺，就只能输钱给他了。”

　　我和老杜约好，第二天晚上去马家，就回了西四。一到家，戴戴正在和桂姐聊天，见到我就问春秀的消息。我对她俩说，打听好了，明天去见人。

　　我拉戴戴到院里，说了马昭雄的事，戴戴又气又急：“给我把枪，我去毙了这混蛋！”

　　我瞪她一眼：“你疯了？”

　　“没疯，我本来就是来找你借枪的。”

　　戴戴的侦探小说越写越顺，想找我借枪研究，我一口拒绝，她翻了个白眼儿，坐在院里赌气。我没理她，进屋和桂姐聊天，聊了半晌，戴戴还不走。我带她进卧室，拿出两把勃朗宁，一把1910，是我平时用的；一把1906袖珍手枪，平时收藏着。两把都是从日本买的二手货，不便宜。

　　我给她简单讲了讲，又把枪收进柜子，告诉她：“真需要的时候，会拿给你。但你要随身带着，太危险。”

　　她噘噘嘴，没再提枪的事。

　　晚上，我叫了都一处的烧麦和小菜，送到家里，早早吃了休息。戴戴向桂姐打听我小时候的事情，聊到10点多，索性夜里陪桂姐住下了。

　　21号晚上8点多，我带了100块大洋，和老杜到了石驸马大街。老杜拿出呢子大衣，说明来意，管家出来把我们让进院里。马昭雄的四合院里头是西式风格，院里停了三辆洋车，几个仆人端着茶水进进出出。房间的窗户都改成了玻璃的，里头亮着吊灯。一进屋，迎面墙上挂着一幅马昭雄穿军装的画像，大个子，梳着背头，一字胡，大鼻子小眼睛。马昭雄迎过来，和画上长得一样，开口说话一嘴东北腔。

　　仆人接了大衣，老杜向马昭雄介绍我：“我的老客户，姓穆，做木材生意，好赌两把。”

　　马昭雄呵呵笑了一声，旁边走出来个小丫头，递给我一根香烟，大三炮台[大三炮台，民国时期的高档香烟，一盒烟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袋面粉。]。小丫头划了火柴给我点烟，我看她一眼，15岁上下，穿着缎面的衣裤，手腕上戴着个银镯子。我抽了两口烟，抬眼扫了一圈，屋里走动的有三个婢女，都是十五六岁，也没哪个脚上像有铃铛的。

　　马昭雄说：“穆老板，你瞅啥？”

　　我指指沙发和茶几，说：“瞧宅子啊，这四合院给您整成了洋房，装扮齐这些物件，也挺麻烦吧？”

　　马昭雄哈哈笑：“不麻烦，我来之前这儿就是洋房了，之前住的是段祺瑞的人。”

　　笑完，马昭雄带我们出了堂屋，穿过院子去西厢房。院里走过一个丫头，个头很小，看起来不到十岁，不像春秀。

　　西厢房里是场赌局，桌上八个人在赌牌九[牌九是一种由骰子演化出来的赌博形式，在明清盛行。]，正要开牌，庄家喊得凶。马昭雄拍了拍桌上的一个瘦子，那瘦子起身，给我让位。我一坐下，身后就过来一个丫头，端茶点烟。我看了看这一桌人，每人身边都站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