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咒，本质就是神判，以事后应验的心理暗示来恐吓人。

　　再比如，黑帮常用这招来评判小弟。《古惑仔》里陈浩南被下药诬陷勾引二嫂，要想自证清白，就得跪在关二爷面前，往肚皮上摁一把燃烧着的香。

　　洪蓝和洪老太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蛊，为活命去放蛊，就是这种单纯的原始逻辑，本质上是无知。悟善社则是蛊惑人心，扶乩和神判都在利用无知和恐慌来满足私利。很多名为信仰的东西，要么为聚众敛财，要么为扩大权势。

　　巫术和仪式本质上是种心理暗示，常有心理净化和疗愈作用，本身并无问题。就像一把刀，能救人也能杀人，不是刀有问题，是握刀的人有问题。

第21案 舞女情挑大世界 神偷显技黄浦滩

　　2001年9月，我在一所县城中学当过几天实习老师，碰上了9·11恐怖袭击的事儿。全校的电视都在播新闻，学生们瞪着眼看冒烟的双子大厦，惊讶得说不出话。

　　课间操时，大喇叭突然响了，是校长讲话，他说：“同学们，老师们，美国的大楼被人炸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下场！”

　　接着，又讲起了一段朝鲜战争的往事，一颗激动的心几乎就要从喇叭里蹦出来。他讲完话，学生们爆发出一片欢呼。

　　当时，我给听蒙了。我问学生，你们看见电视里那样，不害怕吗？有人点头，说怕；有人摇头，说离我们这儿远着呢。

　　1922年，我太爷爷金木和他的助手去了趟上海，插手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这件案子里，有好几拨贼，干的事儿一件比一件大，挺吓人。

　　看完这个案子，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起已经快被人忘掉的9·11事件。

　　事件名称：上海神偷

　　事发时间：1922年3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宁波路记录时间：1922年4月初

　　北京小偷多，尤其民国九年（1920年）打完仗，城里一乱，干这行的更多了。不管要饭的、拉车的、掏粪的，还是当巡警的，凡是饿极了起坏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偷。各个城门里外，前门、香厂、天桥这些热闹地儿，常年贴着警署告示，提醒人防贼。

　　这些年做夜行者，我遇见过不少小偷，走在街上也能认出他们。小宝比我还警觉，谁多瞧他两眼都能察觉。上个月，我们俩去了趟上海，小宝却在黄浦江码头折了一回。

　　我前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名学了个函授英文科[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去上海是为了领个证书，当面感谢几位老师。

　　那天傍晚，领完证书，我和小宝乘轮渡过江，准备去法租界逛逛，给戴戴买点新鲜玩意儿。船行一半，小宝开始晕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半蹲着干呕。我笑他没用，他说，这是因为他练武，平衡感太敏锐，反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晕。

　　船靠岸，我俩跟着人群下船，一个戴礼帽穿大褂的瘦子从小宝旁边走过，撞了一下，小宝捂着嘴，摆手让那人让开。这时，一群拉洋车的堵在码头上拉客，那瘦子伸手招呼，叫了一声：“王八车！”

　　小宝听见，哈哈一笑：“上海人叫车怎么骂王八？”

　　我说人家说的是黄包车（上海话发音“黄包”听起来像王八），胶皮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小宝学了一句，又哈哈笑，一阵嗝上来，吐了自己一身，西装褂子上全是。我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帮他脱下褂子。“哐啷”一声响，一个黄澄澄的东西从他褂子口袋里掉在地上，是块一指宽的金条。

　　小宝丢下西装，转身往码头上追，找那撞了他的瘦子，早没影了。我捡起金条掂量几下，有二两沉，上头印着“茂生银楼”的字样，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角落还印了个“朱”字。

　　小宝拿过金条：“那瘦子是个小绺儿（老北京称呼小偷为小绺lǎi儿），要不是我晕船肯定逮着了。”

　　我说，哪有小绺儿给人塞金条的？小宝说也是，拿过金条咬了几下，掂量掂量：“好像是真的。”

　　俩人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黑大褂。那年轻人眼睛黑白分明，骨架清瘦，像把匕首。走近细看，竟是个半大的姑娘。她指指小宝手里的金条，皱了下眉：“我能看看？”她手上戴着副皮手套，握着把掌心雷[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小宝犹豫，小姑娘身后一个黑大褂上来就夺金条：“识相点。”

　　小宝一拳打在他小肚子上，那人蜷起身子蹲下，后头几个围上来，每人袖子里伸出把枪。这种阵势，在北京不常见。《申报》的老朋友曾跟我说，上海强盗比小偷多，干的都是简单粗暴的营生。但十几岁的小姑娘带枪上街，应该不多见。我示意小宝别冲动，拿过金条递给了她。小姑娘接过金条看了看标记，揣进口袋。她“嘿”地一笑，走近一步，盯着我：“别乱动啊。” 伸手摸我两边的西装口袋，掏走了我的枪。

　　出了码头，小姑娘叫了几辆双座黄包车，我和小宝分别被一个黑大褂押着坐在车上。到了洋泾浜一带，车子拐弯上了一条宽大的马路，叫爱多亚路[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