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100个防盗门也没用。

第23案 贵妇人奉天销金 算命婆贪财丧身

　　我从小爱看港片，什么好片烂片都会看。20年前，我最喜欢小马哥，有一回想学他用钞票点烟，因为手头紧，就点了一张五毛钱。感觉确实很不一样——看着钞票燃烧，有一种极其奢侈的快感，当然也可能是心疼。

　　小马哥烧钱，是浪漫的英雄本色，因为不在乎。

　　2012年，杜琪峰的《毒战》里也有一个烧钱的场景，毒贩蔡添明祭奠死去的老婆，用火盆烧100元的人民币。当时，电影院里一片惊呼，身边的小伙子大喊:我×。这种真实的场景总会让人代入：这么多钱，给我多好啊！

　　回想我看过的港片，几乎所有的铤而走险和误入歧途，归根结底都因为钱。

　　1924年，我太爷爷金木去了趟沈阳，遇见一个有钱的女人，卷入了一件案子。看完这个案子，我才知道，有时候钱不只能花，还有其他玩儿法。

　　事件名称：奉天旅馆杀人案

　　事发时间：1924年9月

　　事发地点：奉天（沈阳）七福饭店

　　记录时间：1925年4月

　　从日本留学回来这些年，我坐过各种车——火车、汽车、马车、骡车、人力车，因为查案，还坐过驴拉的粪车。

　　去年8月底，我带助手小宝去奉天（沈阳）参加婚礼，头一回坐上了马拉火车。

　　那天下午，我们俩一出奉天站，就见到一辆马拉火车呼啸而过，登时惊呆了。三匹白马跑在车道上，一名车夫鞭子舞得啪啪响，后头拉着一节火车车厢，车厢里坐着二十多个人。

　　我们俩买了票上车，一个穿灰褂子的老太婆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老太婆头发花白，扎着俩小辫，嘴脸皱巴巴的，鼻梁上生着个瘊子。她眼睛瞟来瞟去，别在耳朵后面的一朵鲜红纸花不断摇晃。过了一会儿，她摸出一个签筒，朝我晃两下，伸手要钱。我实在疲倦，懒得说话，别过脸闭上了眼，听见小宝对她说了声“不算卦”。

　　再睁眼时，见这老太婆已经坐到前排，手里捏着根红签，正给一对男女算卦。那女人很年轻，穿了件无袖的绸缎旗袍，脖子戴串珍珠项链，手上是双白玉镯子。她圆睁着眼睛听老太婆说话，不时轻轻惊呼一声，摇摇男人的手臂。那男的戴着礼帽，是个俄国人，黄头发蓝眼珠，留着络腮胡，绷着脸不说话。

　　小宝说，这两人太惹眼，看样子要被骗。

　　我看了一会儿，发现那老太婆顶多算个能说会道的花子，还称不上懂骗术。她装模作样地说些好听话，时不时讲几句早就背顺溜的口诀。客人抽了好签就多要点，抽了坏签就给你几句破解的法子，也能要几个钱。

　　旗袍女人果然掏了钱，她从俄国人身上摸出巴掌大的黑皮夹，抽出一张红色的票子，递给老太婆。老太婆接过钱看了一眼，马上塞进怀里， 又抓起那俄国人的胳膊，给他看起手相来。车快到小西门站时，俄国人也从皮夹子里掏出张纸票，丢给老太婆。老太婆一把抓过钱，弯下腰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