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双旧鞋子似的摆着两皮袋子金沙粒、新铸的钱币和未曾加工过的珠宝玉器，他整整花了两个月才找到他们。他发现一处土墙小屋，门口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他叫喊着驱车上去。“那就是我父亲，”纳撒尼尔对坐在车座身旁的女人说，“看见了吗？”父亲虽然还不到六十岁，视力已经开始衰退了。等马车停住，几姊妹一股风似的叫嚷着拥向门口，父亲才看清儿子的面目。这时加尔文站起身，发出一声长长的吼叫。

“好啦，”纳撒尼尔说，“我们回家啦。”

加尔文全然不是在完整地讲话。他只是喊叫，咒骂。“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他吼道，“女孩儿们！范吉！贝克！萨拉！”几姊妹早已拥出来，像是突然拥到门边，迎着风的裙子像气球一样满鼓鼓的，一面尖声喊叫着，父亲发出的隆隆吼声高出了她们的喊叫。这时他把外衣——星期日穿的礼服，讲究的退休后穿的衣衫——敞开，伸到腰间去掏什么东西，那姿势和神态与他掏手枪时一般无二。但是他从腰间掏出的只是一根皮带，接着单手挥动皮带，掀开尖叫蜂拥的几个女孩子。“我还是得教训你！”他吼道，“教训你当初胆敢逃跑。”皮带在纳撒尼尔的肩头上落下两次，然后两人便扭在一起了。

这可以说是在闹着玩：一种无情的玩笑，板着面孔的笑容，两头狮子在抓斗，是否会抓伤却说不准。他们扭在一起，皮带被抓住了，他们面对面、胸对胸地站着：长者一张瘦削的灰扑扑的面孔，一双暗淡的新英格兰人的眼睛；年轻人的相貌一点儿不像他，长着鹰钩鼻子，嘻嘻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住手！”纳撒尼尔说，“难道你看不见对面马车里有谁在观看吗？”

直到这时，他们谁也没瞧瞧那辆马车。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父亲瞧了一眼那女人，却觉得没必要理睬那孩子。他望着那女人，下巴松垂下来像见了鬼似的。“伊万杰琳！”他说。她看上去酷似他去世的妻子，活像他妻子的妹妹。儿子差不多把母亲的模样忘得个一干二净，娶了一个几乎与母亲一模一样的女人做妻子。

“这是乔安娜，”他说，“这是加尔文。我们回家来结婚的。”

晚饭后，女人和孩子上床了，纳撒尼尔同家人谈话。这时大家围坐在灯下：父亲、几个姊妹，还有刚回家的儿子。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没有牧师，他解释说，只有神父和天主教徒。“因此，当我们发现怀上孩子了，她便开始嚷着要找个教士，而我也不想伯顿家生个异教徒。所以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我到处寻找。但出了一桩接一桩的事，我没法脱身去找牧师；不久孩子出生了，于是不用再着急。可她一直不放心，老叫着要找个教士、牧师什么的；在往后的一两年里，我听说在某一天能在圣菲找上一位白人牧师，于是我们便收拾行李动身去圣菲，赶到那儿却只见到牧师的马车驶走的尘影。这样一来，我们就等在那儿，等了两年多才在得克萨斯州碰上另一次机会。但这次不凑巧，我牵涉到帮几个别动队员的忙，处理一桩棘手的事，在那儿一些乡亲把一位代理人困在舞厅里脱不了身。所以，那桩事了结后，我们立即决定回家完婚，于是就回到了这儿。”

头发灰白的父亲坐在灯下，面容憔悴，态度严肃。他一直在倾听，但带着沉思的神态，闷声闷气，愤懑不已。“伯顿家又出了个黑杂种，”他说，“乡亲们会以为我养的儿子成了该死的奴隶贩子，而现在他自己又养了个祸害。”儿子静静地听着，甚至无意告诉父亲那女人不是南方的叛匪而是个西班牙人。“该死的，那些低贱的黑鬼，他们之所以低贱是由于承受不了上帝愤怒的重量，他们浑身黝黑是因为人性固有的罪恶沾染了他们的血和肉。”他凝重的目光呆滞模糊，充满狂热和自信。“可是我们现在给了他们自由，白人黑人都一样了。他们将会脱去黑色。一百年之后他们又会成为白人。那时我们也许会让他们重新进入美国。”他在沉思，闷闷不乐，一动不动。“上帝作证，”他突然说道，“尽管他一身黑黑的，却有一副男人的体魄。我敢说，他长大成人后会同他的爷爷一样魁梧，不会像他老子那样矮小。他会的，尽管他娘是个黑鬼，他也一副黑模样。”

她把这些往事告诉了克里斯默斯，他俩坐在小木屋里的帆布床上，室内越来越昏暗。整整一个多小时，他俩坐着没动。这时他已全然看不清她的面容，仿佛觉得有些轻微晃动，像是坐在一只漂浮的小船里，浮在她的话音之上，又像置身于浩瀚无边、令人昏昏欲睡的宁静之中，话音不带有任何意义，他也似听非听。“他的名字同爷爷的一样也叫加尔文，身材也一样魁梧高大，虽然皮肤黑黑的像他母亲，像他外祖母家的人。她不是我的母亲，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老爷子在十个弟兄中排行最末，我父亲是两兄弟中的老幺，而加尔文是独子。”他刚满二十岁就在两英里外的这个镇上被杀害了，被一个从前的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中当过兵的人，名叫沙多里斯。为了黑人的选举权问题。

她告诉克里斯默斯关于坟地的事——她哥哥的，祖父的，父亲的；父亲的两个妻子的，就在离楼房半英里的牧场上，一片长着雪松的小丘。克里斯默斯静静地听着，心想：“噢，她要领我去看坟地。我只好去一趟。”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