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奉安之事定下了，内阁这几位重臣的心思，便已悄然转向了为其拟定谥号与庙号之上。

首辅陈循率先挑明话题：“陛下，王爷，太上皇奉安之礼既定，这谥号与庙号……亦需早日议定，以奉宗庙，正天下视听。”

谥号之制，源于周朝，通常以一二字概括，旨在评定帝王一生功过，寓含褒贬。

然而，自唐李治与武则天这两口子，将谥号字数层层加码。

其原本的警戒之意便逐渐淡化，沦为堆砌美言的浮夸文章。

凡是个皇帝，其谥号，必然是什么文武广圣仁大等字全塞进去。

至明朝，皇帝谥号已动辄突破二十字大关。

相比之下，庙号起初极为严谨，非有开疆拓土或中兴再造之大功者不得立。

西汉十二帝，得享庙号者只有四人。

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文皇帝恒，世宗武皇帝彻，中宗宣皇帝询。

大抵开创基业者作“祖”，守成继业者称“宗”。

必须强调一下，我大明文皇帝，庙号是太宗！

他的皇位是从太祖那里继承过来的，也不知后世哪个不肖子孙，竟把他庙号给改做成祖。

而庙号到三国两晋开始泛滥，到唐朝成型，除了亡国皇帝，人人都有庙号。

自三国两晋起，庙号渐滥，至唐代已成常例，除非亡国之君，几乎人人皆有。

故唐之前，多以谥号称呼帝王，如汉武帝之类。

唐后谥号冗长，不便称谓，便多以庙号“某宗”代指帝王。

庙号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谥号的评价功能。

此事关乎史笔定论，尤需谨慎拿捏。

若评价过高，则“土木堡”之难何以自处？

又不宜太低，毕竟是皇帝，颜面上须过得去。

最好是寻一个看似中性，实则暗含贬抑的庙号，既能保全皇家体面，亦能让后世读史者窥见其失德丧师之实。

陈循的思绪，与在场的于谦、徐有贞等人不谋而合。

这位太上皇，登基之初上有太皇太后张氏垂帘，下有“三杨”辅政，坐享仁宣之治的遗泽，可谓太平天子。

待其亲政，不过寥寥数载，便宠信宦官王振，疏远贤臣，最终酿成“土木堡”之变这等塌天大祸。

数十万精锐一朝尽丧，天子沦为俘虏，京城险些不保，太祖太宗辛苦开创的基业几乎断送！

若非当时还是郕王的朱祁钰临危受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这大明朝，说不得就要提前上演一遍靖康之耻，衣冠南渡的旧事！

思及此，几位阁臣心中，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些带有昏昧、不彰意味的庙号上。

江渊低声道：“唐乾符年间，有黄巢之乱，国不将国，百姓流离失所……”

他忽然提及前朝旧事，并非闲笔，乃是借古喻今。

因黄巢之乱时，在位是乃是唐僖宗。

故，他的意思很是明显，准备给朱祁镇上僖宗这个庙号。

徐有贞心中暗道一声妙，僖字看似只是说有过错，未至大恶，但稍通史者便知唐僖宗时局如何。

以此冠之，既不算酷评，却也足以让后人将其与昏聩逃亡之君联系起来。

然而，端坐于上的朱祁钰，听着几位股肱之臣引经据典，商讨着“僖宗”这类庙号。

只觉得有些索然无味，在他看来，这些文绉绉的字眼，无论怎么挑选，都隔着一层纱。

远不如后世那个简单直接的称呼来得鞭辟入里——“堡宗”。

什么僖宗之类，绕来绕去，不过是文人笔墨。

哪及得上“堡宗”二字，一听到这庙号，任谁都能立刻想起那场葬送国运的大败，何等直观，何等讽刺！

当然，这惊世骇俗的想法，是万万不能宣之于口的。

身为摄政王，他需要维持朝堂的体统和自身的威仪。

眼见几位阁臣似乎还要在此事上耗费不少唇舌，朱祁钰可不想他们继续下去。

“罢了。”他声音不高，却瞬间压过了所有的议论。

“谥号庙号，关乎礼制史鉴，非一时可决。此事，礼部下去之后，广查典籍，细细斟酌，再行拟票上奏吧。”

徐有贞当即拱手：“臣遵旨。”

朱祁钰随手拿起一本奏章，恰巧又是秦王所上，内容毫无新意，依旧是指责清丈专员横行扰民。

“清丈田亩，乃固国安民之本。然推行至今，阻碍重重。”朱祁钰声音平稳，听不出喜怒，

他将奏章轻轻放下，语调中明显有些不满：“诸位且看看，这又是各地藩王递上来的折子，字里行间，无不弹劾清丈专员‘扰民’、‘苛察’。”

他顿了顿，指尖敲了敲那本奏章，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敲在众人的心头上。

“宗室藩王，倚仗祖制优免，隐匿田产，逃避税赋，已成清丈最大绊脚石，亦是土地兼并之源。长此以往，国赋何存？民生何依？内阁于此，可有何良策以解此困局？”

大明的官员，就没几个真心喜欢宗室的。

这些人耗费国帑，侵占田土，阻挠地方政令，除了正事，几乎无所不为。

然而，官员对此往往无可奈何，稍加管束，一顶“离间天家”的大帽子便会扣将下来。

也正因如此，此前朱祁钰果断处置晋藩、代藩，诛杀宁化王，着实让他们在心底暗呼痛快。

方才商议朱祁镇谥号、庙号时，众人还言辞闪烁，不敢率先表态。

此刻见朱祁钰将矛头直指宗室特权，他们顿时精神一振。

陈循闻言，立刻接口，言辞间毫不掩饰批判之意：“王爷明鉴。宗室岁禄，已占国库岁入颇巨，如今更恃特权而损国课，实非国家之福。”

“臣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