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着镜中之象的那个“张大春”。正因为离开了自己，我原先对“张大春”的一切关注和执着也像风中的肥皂泡一般无声无息地消失。我暂时不再理会梳妆台面上零乱潦草、亟待完成的论文手稿，不再担心那些神秘人物因为莫须有的缘故而展开的围捕或追杀，不再因为重拾起对某些书籍内容的记忆而兴奋着迷—当然，也不再因为某一即将被唤起的记忆突遭打断而懊恼。

正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许多破镜残块上误以为看见了孙小六面容的局部映象的时候，我忽然掉进一种全然没有自己存在的想像里去—掩上房门之后的孙小六正在做些什么呢？

或许一如来到美满新城一巷七号之后的每个晚上那样，孙小六总是盘腿趺坐，两掌向天，交叠在丹田前方，面朝正东，舌尖抵住上颚齿根之处，同时以一种极深、极缓的节奏呼吸吐纳。

这就是我对掩门之后的孙小六所能想像的全部—非徒想像只此而已，事实也只此而已。打从孙小六能够记事起，他就从来没有躺平熟睡过。想到这个，我的胸腔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

在下一瞬间，我扭熄了梳妆台角落里的小灯，在黑暗中鼓足勇气喊了声：“小六。”

房门的铜荷叶又狠狠地呻吟了一声，孙小六仍是怯生生地应了句：“是，张哥。”

“你不用下来，其实、其实也没什么事。”我支吾了半天，想足了多少道歉或者道谢的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好随口问了句：“你在打坐吗？”

接下来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对话（也可以说是废话）了不知道多久，内容是什么全天下也无人知晓—我反正是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所能记忆的只是一种交谈的氛围。由于整个对话是在全然黑暗之中进行的，两人说话的目的似乎也只是让自己和对方的声音持续下去而已；时间稍久一些，情景就显得有些荒谬滑稽的味道—至少在我的感觉里，自己好像是在和一整个黑暗的世界，或者说一整个世界的黑暗在讲话。而那黑暗还会发出对应、回答的声音。以我和孙小六彼此陌生的程度而言，其实很难触及什么我们都有兴趣或理解的话题。他不时地想探问的是我对小五“有什么感觉”，我总有办法避开闪过。而当我侃侃说起手边那篇硕士论文里的观点和少得可怜的文献材料中一些琐碎的故事的时候，孙小六也只能“噢”、“唔”、“嗯”地应我，活像一只得了感冒而哑了嗓子的猫头鹰。然而我没有停止这种交谈的意思。我喜欢这样—在无际无涯的黑暗之中，说一些于对方而言并无意义的话，听见一点轻盈微弱的应答，也以轻盈微弱的应答来对付自己所听到的、没什么意义的话语。事实上我一直相信，绝大部分的人类的交谈好像都是如此—不过是一个人和黑暗的对话。这是交谈的本质。也正由于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承认他每天谈论的东西，甚至一辈子所谈论的东西都只是“一个人和黑暗的对话”，他们才会想尽办法发明、制造甚至精心设计出各种掩饰那黑暗的装置。

坦白说，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掩饰的装置究竟是什么。我那样坐在黑暗中和孙小六说了大半夜，其实只是挣扎着如何对他表达一个卑微的歉意或谢意而已。我多么想明明白白地说“谢谢你刚才给我东西吃”或者“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的好意”诸如此类。可是这样的言语（无论它多么真诚）我总说不出口，我宁可让自己被黑暗狠狠地包围着、封裹着、挤压着，直到孙小六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迸出两句话来—乍听时我打了个哆嗦，还以为在这老宅子里另外跑出来一个鬼—

“张哥！你知道吗？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我早就想跟张哥你说了。”

“怎么会说这个？”

“张哥不记得了吗？”

我在黑暗中摇摇头，之后好一会儿才忽然想到，楼上房里的孙小六根本看不见我摇头，便答了句：“记得什么？”

“我们去植物园骑脚踏车，被警卫抓起来盖手印的事。”

“这个你上次说过了。你还说小时候什么垃圾你都记得。”

“那张哥一定忘记了。”

“忘记什么？”

“忘记了那时候我根本没有盖指纹印哪！”

“真的吗？”

“是张哥你趁那警卫没注意的时候用小拇指盖在我的那张表格上的啊！后来罚站的时候你还偷偷跟我说，不要留下一个黑纪录，那我一辈子就完蛋了。”

“没那么严重，根本就是他妈唬人的—我上回不就告诉过你？”

“我还是感激张哥。虽然我这一辈子还是完蛋了。”孙小六的声音听来比我勇敢多了，“我是说真的。”

我做过这么好汉的事么？在黑暗中我摇摇头。不可能。我再摇摇头，努力向室内每一个角落里搜寻那些失落的记忆的影像，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本能地伸手去摸索，结果在梳妆台上摸着了一个已经空空如也的行军口粮塑胶袋。然后我想起来，在和楼上的孙小六说了不知多久的废话的时候，我的确把一整袋狗饼干之类的食物干光了。我吃饱了，精神和体力都恢复了，距离下意识所预期的死亡远了，活过来了，和那些曾经邂逅过、拥有过的生命记忆再一次地告别了。

“我没有别的朋友，张哥，只有张哥是我的朋友。”黑暗跟我这么说。

我应该很感动的。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听到这种话会说什么我不知道，而我的回答却是：“你朋友还真多。”

这是我和孙小六勉强交上朋友那个黑夜里的最后一句话。

35　面具爷爷及其他

孙小六在十二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