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且打从心底服气—包括她招手拦了辆计程车，顺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换乘公路局中兴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换了不知道几趟计程车。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过八点四十，辅仁大学例行第一堂早课的准时间。

路上总是小五挨着我坐，孙小六则始终坐在前座或者后座，不时朝四下里张望搜寻着，仿佛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机蠢动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门口石阶上吃了一颗子弹之前，无论是在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我始终把她姊弟俩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行径当做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儿戏：有如孩提时代村子里的小鬼们玩儿的什么“追踪旅行”、“陆海空大作战”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类的游戏，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总的说起来，我们不过是玩一种即使长大了也还玩不腻的游戏而已。

儿时玩那些个游戏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称之为“以想像力为仅有玩具的惊恐演练”。在几条连狗摇尾巴都会甩到墙的狭窄巷道里，我们扮演猎人以及猎物；既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追捕，也不知该从事什么样的搜寻。通常我们会在转角的墙砖上辨识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级牌小刀刻留的记号，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那记号是“同一国”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国”守候的敌人彼此之间的联络密语。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陷阱。我们甚至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都忘了墙砖上的记号，其实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戏的遗迹。那是一次早已结束的虚拟作战，可是墙砖上的刻痕混淆了每个人的记忆，使我们在误读和误解中将当下这一次的游戏假想得更复杂且更凶险。

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高潮通常在于敌对双方或三方的人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脚的潜密行动，聚集到路灯底下争论那些记号的意义。在争论中，原本敌对的态势会突线改变，“同一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浮显、升高，留下错误记号和误解记号意义的人立刻遭到排挤，解决的方式通常是把这种人轰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他们大多能组成崭新的“另一国”。

对我而言，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却全然不同。我常在争论开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欢而散之后再悄悄地重返现场，拿小手电筒照映每一个笔画模糊的记号，思索且决定它“其实是”、“应该是”、“绝对是”什么意思。在喧哗落尽的暗巷深处，属于我自己的游戏正式登场，参与的角色阵容无比庞大，有我从故事书里读来的古代剑侠，有我从电影里看过的侦探、杀手、美女和恶棍，也有我生活里的玩伴—只不过在童年的现实之中他们从来不理会我的指挥调度而已。

当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绕远、忽而抄近的车行途中，捧着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向我解释那五百多页暗码的用途之际，我其实并没有认真聆听，反而不时想起孩提时代在老复华新村那些狭窄巷弄里独自奔跑、藏匿，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窜，并随时自言自语着顺口发明的一些暗语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着—我一直记得那种轻微的、挂在嘴角和心头之间不知什么位置上的嘲谑之笑，仿佛经历了这么多年，活过了这么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这么多学”、“读了这么多书”罢），我根本没有长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犹似孩童的嬉戏！

在距离口试开场只有一刻钟的八点四十五分，我们来到了校园深处的文学院餐厅门口，我终于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真笑得弯腰缩腹、热泪夺眶，小五姊弟（或许还有从旁路过的一些正忙着期末考的学弟妹们罢？）显然被我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狂笑吓了一跳，弄得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却笑得更厉害了—不是的确很好笑吗？你们一个个儿神情肃穆、举止端严，好似有那么一桩铺天盖地、生死交关的大事即将发生、正在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又怎么知道，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一个成人世界故作正经而处之的游戏而已呢？

也许我在那一刻崩溃了。这样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离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亲眼目睹了一切违反自然律、经验法则和科学常识的事物，最后还得忍受一个“随时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告，参加一场绝对不可能通过的论文口试。我当然有理由崩溃一下。

然而，疯人显然也有疯人的锐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发不可收拾的笑声中，感觉到周围投注而来的每一束充满惊疑、错愕、哀矜、怜悯的目光，都像是发自一个极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们看我那样笑着，可能以为我罹患了癫痫之症，遂在某一个片刻，他们会庆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谵妄之境。揣测到他们这样的念头，我便益发难以控制地笑得更响亮、更激动了。其间我一度想抬头跟那些陌生的脸孔解释：我只是趁口试尚未举行之前，带两个儿时友伴前来参观一下大学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这么想了一下，都会牵动我横膈深处某一条敏感颤抖的神经而催发更难抑忍的噱笑—因为我赫然瞥见宿舍门口张挂起“男宾止步”的蓝底白字塑胶告示牌；校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寝住。我的老鼠窝乃至里面未及搬出的书籍、资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