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伏枥/翮堕九霄戒近功/我笑诸君皆白首/白首须知万事空。

这段文字的前一半儿几乎全抄自刘伯温的那篇总序，尤其是什么“丁加癸”、“乙加辛”之类的野狐禅，直读得我有些光火了。好容易忍住气，读到了后一半儿，才勉强觉出一点兴味。这得从“戌削”那个词上说起。

“戌削”是个极罕见的用语。原本是用来形容人穿着剪裁合度的衣服，也常引申了表述某人身形清癯高瘦。“戌”的读音作“趣”、而非地支戌狗的“须”音。倒是清初的史家兼诗家王夫之很喜欢用“戌削”入文，他的《姜斋诗话》卷二里就曾经摹仿曹丕《典论·论文》的笔法，形容高子业“戌削”。事实上，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也在这里—赵太初可以说一字不改地袭用了《姜斋诗话》勾勒孙仲衍、周履道、徐昌谷、高子业、李宾之和徐文长等六家风格的修辞，来称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个神出鬼没的老家伙。之所以如此，除了借古况今之外，难道只是为了嵌入行末的那个“戌”字么？

再往下看，“竹影钓叟”的别号众所周知，正是多年前暴毙的漕帮“老爷子”万砚方。至于这首诗，也曾出现在万氏遗作《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之中。我立刻从袋里翻出书来一比对，果然字句并无二致。原诗还有个副题：“乙巳上元与六君子荷风小集有感草成”。行间则是高阳亲笔批注的文字：蹄催翮堕一联，既用王安石《送子思兄参惠州军》诗之句：骥摧千里蹄/鹏堕九霄翮’，复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语；翻折事典，毫不费力，颇见意思。末句脱胎于陆放翁《示儿》诗，第以另眼细玩‘万’字，莫非此老已有先见之明，而以诗示警诸子耶？”

此际，我对万砚方其人的处境如何并不怎么关心，倒是发现“乙巳”二字先前解过：它指的是一九六五年。这一转念，我便又聚精会神地注意起赵太初在书末埋伏的最后一个机关：“甲子乙亥庚戌入牢”这八个字串绝非没有意义—而且，前一个日期的“壬戌”既然是一九八二年，则“甲子”自然是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我正迟疑着，老大哥却蹭过半截身子来，抢道：

“是是！甲子乙亥庚戌，错不了的，阳历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万爷读书识字，知道这书上说的便是正日子，咱俩连个包袱也没打，抬腿拍屁股就蹲进去了。”

“你说的是—是那个‘一清专案’？”

“可不？”老大哥一挺胸、一直腰杆儿，跌暴着五七分英雄气息，连嘴角也朝下撇着了，“万爷领着我就近找着个堂口，亮了字号儿，只说：‘待会儿有来拿人的，你们就推说我万得福，还有这位张翰卿，俱是带头儿的首犯，旁的什么闲言碎语不要多讲，等来人把咱俩带走了，管保你们这帮小崽子们过它三年五载风平浪静的好日子。’

“也别说那帮小崽子们模样儿没多大出息—一个破烂堂门不过就是个赌麻将的‘富贵窑子’，可一个个儿横二霸三、顶不服份儿的呢！居然当场掏出几管喷子来。万爷探出根手指头，堵住一支喷口，说：‘你小子扣扣扳机试试！’那小子不信邪，扳机一扣就炸了膛。这一家伙闹得痛快—咱俩，嘿嘿！不想进去也不行了—”

“不对！完全不对！”没等他吹完牛皮，我翻开书封底—上头明明白白印着一行“一九七七年七月台初版”字样—这是如山铁证，唬谁也唬不了的，“七七年出版的书，怎么可能写出八二年和八四年间发生的事呢？”

“怎么不可能啊？什么叫不可能啊？”老大哥又一挺身躯，连脖子仿佛也抻长了，“老子欢喜蹲苦窑就去蹲苦窑，不欢喜了就出来不蹲了，有啥不可能的？”老大哥单挑起一只右眉，冲我喝道，今儿几月几？你说！”

“七月十三。”

老大哥又掐指算了一通，道：“那么是壬申年、丁未月、庚寅日。要是我说，到了丙子年、辛丑月、戊午日，那帮子骑着摩托车吓唬你的小混混就要散伙，你看可能不可能啊？”

我学着他屈伸手指头的样子，勉强算出“丙子”是大约四年以后，便再也算不下去了，遂嗤道：“一九九六年的事，谁知道？”

“不是九六、是九七。阳历一月十六号，到了那—天，竹联帮孝堂那帮子小王八蛋就玩儿完了！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啊？弟弟！”

“照你给我惹的麻烦看起来，”我兜转身，自顾往一排一排可谓森然壁立的录放影机和电视墙间胡乱踅逛，一面懊声恼气地说道，“我还等不到九七年呢—出了你这破烂工厂我就玩儿完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至于嘛！”老大哥紧紧趋步跟过来，道，“你要是还为着那年捱枪子儿的事怄气，自管打老大哥几巴掌、踹老大哥几脚丫。要说当年么—那些日子老大哥也不好过，再硬的脑袋瓜子也抗不住那么些灯架子一回又一回地砸呀！你说是罢？”

这老小子不提，我还险些儿忘了。可不？打从捱了那一枪之后，除了在营服役期间，多年来我从不敢轻易脱下徐老三给的那件“壳子”，无论严寒酷暑，一径贴身穿靠，不知情的人总以为我老挺着个鼓凸凸的小肚子。有一次接受电视节目访问，一位知名的女主持人居然盯着我的肚子说：“听说作家都喜欢喝两杯，您一定也不例外罢？”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我听出个破绽来，忙不迭地回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捱枪子儿了？”

老大哥似乎也猛地察觉失言，伸出鸡爪般的五指待要捂嘴，反而露了痕迹，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