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严重影响到曹魏在河南地区的防务。另外在曹操的首府邺城，则发生了神秘而又诡异的“魏讽案”。

　　魏讽是一位背景神秘的人物，他的父祖不详，连出身籍贯都有争议，但他却平步青云，担任魏国相国钟繇的长史。据说他是当时的名嘴，口才绝佳，很有领袖的魅力，在邺城士大夫圈中集结成一股力量。

　　于禁投降之后，九月，魏讽企图连合长乐卫尉陈祎袭击邺城造反，但陈祎却在最后关头倒戈，向曹丕告密，致使魏讽的阴谋功败垂成，与其党羽一并被曹丕处决。

　　“魏讽案”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发生在曹魏的心脏地带，不仅主谋魏讽高居权力核心，涉案人员也不乏一些权贵子弟。这里面包括黄门侍郎刘廙的弟弟刘伟、已故破羌将军张绣的儿子张泉、已故侍中王粲的两个儿子，还有当代大儒宋忠的儿子等等，涉案被处决的人数众说纷纭，有说数十人，也有说数千人，总之是一笔糊涂账。

　　假设死者达数千人之众，那么这有可能是汉末以来，涉案人数最多、性质最恶劣的一宗谋反案。当然，也并不排除有冤杀的可能。

　　之所以说此案神秘而又诡异，是因为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有说这是曹丕为了顺利即位所发动的大清洗，也有说魏讽是在和关羽遥相呼应。

　　针对后一种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是，除了魏讽自己以外，所有留下名字的涉案人员，都曾在荆州待过：刘廙和王粲都是年少就到荆州避难，张绣曾是刘表的爪牙，宋忠则是土生土长的荆州人，他们的儿子、兄弟都在荆州生活，随后才迁居北方。

　　这群年轻的“荆归派”对于荆州，自然比对曹魏有更深厚的感情，因此当关羽率兵北上时，他们趁机响应作乱也不算意外。当然，在史无明载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是臆测，作不得准。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关羽大破曹军，威震华夏，刘备集团的声势也如汉水的水位一样，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当时成都小朝廷内肯定到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襄樊一地已经是囊中之物，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将是三辅、南阳，甚至是许都。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无情的现实告诉了他们一个真理：盲目出击，往往没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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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星陨落

　　建安二十四年，岁次己亥，闰十月。

　　对于关羽而言，时令进入秋季，战事依旧相当顺利。虽然洪水逐渐消退，但樊城的城墙已经被泡软，城破指日可待。而另外一边，江东方面原本一脸“不服气”的吕蒙，听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已经返回建业养病了，换上来一个叫陆逊的年轻人代理汉昌太守的位置，一上任就写来一封马屁十足的信，想来不是什么大人物。

　　好吧，既然江东不足为惧，那么江陵就没必要让那么多军队驻守，调几个营来北边帮着打樊城不是很好吗？还有留守后方的糜芳与士仁两个小王八蛋，事情怎么都办不好，等前线搞定了，回去一定要打他们的屁股……

　　这一切简直太顺利了！

　　或许关羽某天一觉醒来时会灵光一现：俺老关打了大半辈子的仗，还没打得这么顺利过，顺利得不像是真的……

　　没错，这一切本来就不是真的，地球人都知道。

　　于禁投降两个月后，曹操终于拖着老病的身躯来到洛阳，面对来自关羽的威胁。一票智囊们鼓噪的杂音，几乎将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淹没。

　　曹操想将献帝迁离许都，马上有人反对，说这样会打击士气。有人劝他亲征，但也有人告诉他不必亲征，要对部下有信心。曹操最后只能做两件事情：一是继续调动援军，二是亲自来到洛阳南边不远的摩陂，为襄樊困局遥做声势。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封公文跨过淮水送到了曹操的面前，公文主旨栏写着“求和、称藩”，文末盖着“汉讨虏将军孙权”的大印，公文的保密等级是“绝密”。

　　事态出现这样的转机，对于曹操来说并不意外。

　　蒋济和司马懿很早就作出了判断，“孙刘连盟”外表所包裹的只是一层脆弱的糖衣，随着刘备集团的不断壮大、关羽的逐渐北上，孙权图谋荆州的动机就会越来越明显，他不希望看到皇帝真的落入刘备之手，更不可能抵挡后防空虚的荆州所带来的巨大诱惑。

　　眼下孙权的这封信，表面上看，是在向帝国中央称臣请降，并以讨伐关羽作为称臣的见面礼，实质上却是告诉曹操：你被关羽打得满地找牙，我现在替你报仇，顺便收回荆州，你可别在我背后使坏。

　　曹操“大体上”同意了孙权的请求，他让孙权当车骑将军，假节，另外送上那个致命的头衔：荆州牧。

　　当然，像曹操这种政治老手不会看不出来，孙权所谓的“请降”，不过是想借“孙曹联手”之机，将荆州占为己有。于是曹操在“联吴”的同时，另外还动了一点手脚——他将这件事泄露给了关羽。

　　曹操的算盘其实很简单，根据董昭的意见，如果放任孙权得了荆州，对曹操一点好处都没有，而把这个讯息泄露出去，让关羽撤军和孙权拼个你死我活，不但解了襄樊之围，曹军更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便以短期来看，让樊城围城中的军士知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