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令”这条，可是没有真正实行。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宪法，但蒋介石说共产党作乱，我们要戡乱救国，先剿灭“共匪”，自由就先不讲了。这就完了，从制订约法开始，国民党就搞了小动作。

《临时约法》还有个致命弱点，凡是有现代政治常识的都知道，行政权和司法权，跟国会的立法权，三权是应该互相制约的。要是国会跟行政有冲突，总统就有权解散国会，再向国家主人申诉。通过合法选举的途径、法治的途径，重新投票，重新选举，或者由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机关解决这个要求是否合法，那矛盾就解决了。但是约法没有这个规定。它对国会、参议会权力做了充分肯定，但袁世凯就没有权力可以解散国会，这就不能互相制约。这是逼良为娼的第一条。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参议会和国会确实做了很多坏事，国会议员很腐败，袁世凯想做的它都去捣乱。次次冲突的情况下，在清末时袁世凯还感觉自己很有作为，一到民国，有了“三权分立”反而觉得无法作为了，他就想方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呢？

（二）在修订宪法草案的过程当中，袁世凯要求派代表申诉他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当时的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制宪会议是国会两院组成的。他们说得很冠冕堂皇，说约法当中没有总统有权向制宪会提出意见这条，你的要求没有依据；另外，宪法制订委员会明确规定，除了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旁听权也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参加，没有总统代表这一条。不给袁世凯发言的机会。制订宪法从理论上来讲很好，但实际上要使袁世凯动弹不得，权力大大受到限制。这就逼得一个能干的政治家想办法伸张自己的权力，于是就有了冲突。

（三）宋教仁案，大家都说这是袁世凯做的一个大坏事。当时宋教仁到处讲实行宪政，内阁制，他是准备当总理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愿意。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还有内政部秘书洪述祖，都参与了这个事件，他们跟会党头目应夔丞的来往信件和电报，都被公布了，里面讲到如何“毁宋”。成功了，梁山匪首被剿灭，我军无一损失，等等，说得很清楚。既然赵秉钧跟事件有关系，就会牵涉到袁世凯。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上海虹口公园宋教仁的石像背后有个碑文，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他是当年宋教仁案的现场人物之一，开枪时他不在宋教仁身边，一听到枪声马上出来，指挥找到汽车，将宋教仁送进医院，后来一直陪着宋教仁。宋知道自己不行了，口述遗嘱，他是记录人。于右任在碑文中说，这件事讲真话还是讲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