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不少建树。

首先是稳定了全国局势，五年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在一次天崩地裂的革命后和列强虎视眈眈、频频挑衅的状况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扭转了辛亥革命后财政混乱的局面。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财政体系崩溃，赤字高达3亿多元，中央财政库存剩下9万多元。袁世凯起用周学熙等理财，1915年实现了财政平衡，堪称奇迹。

此外，着手统一币制；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立法、修法，减免一些不恰当的税收；如此等等，延续了清末新政，为民国初年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行政体制方面，他顶住国民党很多人的反对，推行军政分开，认为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坚持军队和民政机构要分开，分别设置民政长和督军。这些都做得不错。

此外，他非常勤政，重用留洋归来的青年才俊，口碑甚好。

彭晓芸：对于袁世凯的外交策略，似乎评价很不一样，有的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而曾经做过袁世凯英文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对他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颇有外交手腕的领导人。”您同意这种看法吗？他为什么给袁世凯如此高的评价？

袁伟时：首先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他还是力图维护国家主权的。顾维钧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问题在“二十一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大体有个共识：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卖国贼，他有妥协、让步，但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力图减少损失。日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里面分5大项，第5项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在一些地方的警察“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另外“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需在日本采办，或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实际是要求完全控制中国。对这些袁世凯坚决拒绝谈判。当时他问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是打的话陆军能支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支持48小时。48小时以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损失，包括让世界各个政府给日本施加压力。

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力帮助中国。袁世凯指示外交总长陆徴祥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宗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中礼节性的东西又占了很多时间。这样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