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出各种离奇古怪的理由在经济和文化乃至学术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反“殖民化”！

中国政府2001年毅然参加WTO，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终于认识到这一条了。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还是不断有人要抵抗、反对。

说得更彻底一些，我想现在的时代不但是全球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迈向大同年代了？今后的一百年，世界大战不可能了，国与国的战争即使有也是很小规模的，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能了。中国跟日本打不起来了，中国跟美国打不起来了，欧洲更加不可能再打了。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世界走向一体化，而且世界管理委员会或者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已经涌现出来了：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法院，还有联合国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举动，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我想就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了。现在民族主义思潮那么厉害，怎么化解？不从这个背景上，从整个时代的性质上，彻底去化解，彻底去剖析，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们面对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极端的思潮兴风作浪。随之而来有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怎样认识自己。江平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坚持独立性、批判性，这非常正确。历来界定知识分子的特性都坚持这两条。独立性，批判性，绝对不能丢。但是为了化解极端思潮，我认为应该加一个建设性。作为文学语言来讲，村上春树所讲大墙与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边，完全正确。知识分子是政府的监督者、批判者，这是对的，但有没有合作的一面？从江平先生，还有不久前过世的我们非常尊敬的蔡定剑教授的实践来讲，也有跟政府有合作的一面。既然纳税人拿出20%—30%的GDP来组建一个政府，为什么当它施政正确的时候，我们除了监督它、批判它，不能跟它合作办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蔡定剑教授和各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合作，推进党的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工作，推动地方政府民主化，我认为是对的，正确的。江平先生在中国政府的立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参与那些立法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生活在转型社会，面对一个转型政府，它有很多专政的习惯和作为，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和平转变为现代政府？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转变为现代社会？我想这不能含糊。要是强调这个过程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除了批评和监督以外，不能否认建设性。又如吴敬琏教授参与过很多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他在里面起的作用是很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参与这个工作，尽可能地想办法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宪政的道路。对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应该非常尊敬。所以我认为对知识分子性质要有全面的认识。当然，肯定建设性，不排除有些人愿意选择做永远的反对派，以批判和监督为终身职志。社会需要分工，需要多样性；人各有志，各自努力，都是对社会的贡献。

第三个理论问题，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我想中国社会转型既然是和平的，我们是不是要等待哪一天突然有个英雄下一道命令，明天实行宪政？我想这个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我们现实生活里宪政的生长。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中国人在不断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这是宪政最深厚的基础。它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这个过程不可能中断。我们看到宪政在生长，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我们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过程，批评妨碍宪政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又支持那些积极的因素。我想这也是个大问题。

第四，我们要是不想中国再走一次大弯路的话，思想上要争取打赢。现在的民族主义思潮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利用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应该尊重，文化革命这样摧残传统文化无疑是罪恶，希望永远不会重新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但是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边界，在我看来，这个边界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它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它的制度在各国是大同小异的。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发挥儒家的“外王”作用，我想这是错误的。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枝节之处它可以有这样作用，总体上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现代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特点，但是根本上的要求达不到的话，你就不是现代社会，不是现代制度。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能含糊，应该非常彻底地想清楚，说清楚。

作于2010年12月12日

删节后刊登在《羊城晚报》2010年1月2日B2版

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谢谢大家周末的晚上来听这个很偏的题目。我想，辛亥革命的过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讲了；要讲的大致上是我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我认为需要特别突出介绍一下的情况。

我一直做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叶。做这个研究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