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行不行？也行。道德有个人选择问题，政府应该认真实行法治，不应该侵犯私人空间。对那些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或底线伦理，可以按程序制定法律或条例让人们遵守。

中国有个“政教合一”传统。这个教不是指宗教，而是教化。统治者以圣贤的礼教——三纲五常教化被统治者。与此相适应就有所谓“君师合一”。“君”不但指君主，也包括各级官员。“君师合一”，就是各级官长不单管政府该做的事如治安、收税等等，而且管理和教导老百姓的言行要合乎圣贤制定的规范。在中世纪，在前现代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袁世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遵守法律，严格遵守法治，而讲法治必须记住三个要点：

第一，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上帝当然不能侵犯，但是法律和上帝一样也是不能侵犯的。不过不是随便制定一个法都合乎这个要求，那不行。你要制定一个错误的“法”，例如剥夺公民应有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法”，那个叫恶“法”。任何法律必须首先受到自身是不是具备合法性的审查。

第二，法治的属性是限制政府的。政府必须依法运作，在法律之外做事，那不行。首先你的一切作为都要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上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要通过议会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但议会的决议也不能违法，不能违反宪法。如果政府或议会违反宪法，任何人都可告到宪法法院去。不幸，一部中国宪政史，却找不到宪法法院的踪影；多少违法勾当，无法通过法治途径去解决，从而为暴力活动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法治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身权（安全、自由）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由权利）。法律就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产生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私人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三个要点，是真假法治的试金石。

但是，袁世凯和许多中国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一样，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大清帝国时代。他认为只要能够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就行，我可以运用一切权力和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求像清代的皇帝一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思想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经济上起初还可以做点好事，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当经济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制为屏障的时候，连经济发展也深受损害。

总的看来，他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典型，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