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商会是真真正正商人自己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自己商量决定，而且好多地方还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消防事业（救火会）那个时候由商会办。另外，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维持社会秩序。工商登记也通过商会，商会的权力很大。有了经济自由，经济上慢慢发展了，新政时期还开始修改沿用几千年的法律。先是废除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进而请日本的法学教授来帮忙修改法律，实际是把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全套移植过来。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而且立宪工作也开始了。这个移植法律的过程就是观念变革的过程。其中一点是要把整个法律从原来以家族为本位转到以个人为本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有个人“隐私权”这些观念，从整体上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慢慢知道还有个人“隐私权”。但这些在清末制定的法律里面已经有了，有好些具体规定保护这些权利。甚至婚姻自由也开始写进法典。我曾经做了个比较，那个时候定的关于结婚的规定，跟《拿破仑法典》相比差不了多少。所以说观念慢慢在变了。139 但是牵涉到皇帝、皇族的问题，有关法律还是不平等。辛亥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了，法律上变成了人人平等了。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有没有贡献呢？即使有，贡献也不多了。所有其他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清末新政都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发展经济、继续完善法治，这些都做了。所以这些方面是新政的延续，新创的东西不多。

这样说来，辛亥革命岂不是白搭了，白干了，为什么还会爆发这个革命呢？可以说完全是清帝国自己埋葬了自己。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哪些东西引发辛亥革命，使之成为历史的必然呢？我想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贪污。清帝国的贪污非常厉害，从他那个总理大臣开始贪污，甚至慈禧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也贪污。袁世凯本身就是行贿的能手，庆亲王奕劻当总理大臣，他派专人打探，家里面一有什么事，他已经什么东西都给你弄好了。盛宣怀也是这样干的。现在留下的档案里面，有很多他手下怎么替他行贿的记录。他不直接给奕劻本人，而是给这个亲王的公子或其他亲友。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这个总理大臣至少贪污了几百万银洋。这个几百万银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全国的预算三个亿，那几百万占多少，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贪污而且是群体性的贪污，几乎是无官不贪，当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第二个是民族矛盾。满族有五百万人，跟汉族四万万人这个关系没有搞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了最后说要预备立宪了，他还弄一个皇族内阁出来，基本权力都掌握在皇族手上，这个矛盾就非常尖锐了。同盟会他们所做的宣传，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很容易得到汉族士绅和一般老百姓的共鸣。你满族人那么少、那么腐败，我为什么要你做皇帝呀，我推翻你不是很好吗？

第三个就是一些主要的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原来洋务运动失败在官办经济嘛，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线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一下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外国资本来修铁路的很多，中国人慢慢自己经济力量有所发展，也想自己办铁路。办铁路包括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一带的老百姓，买铁路股票，还没有修路先买股票，甚至按照田亩——我有多少田地我就出多少钱入股修铁路。筹办这些铁路有些管得好，有些则贪污呀、浪费呀，搞得乱七八糟。管交通的大臣盛宣怀认为这样修铁路不行，还是要收归国家来办。收归国有，国家没有钱怎么办？借外国的资本来办。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民间办腐败，公家办、官府来办更加腐败。那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民间自己整顿，不断引导人们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治理，逐步就会走向轨道。他不走这条路，而收归国有。这直接跟大部分的股东在利益上冲突，冲突引起突发事件——保路运动，政府又没有妥善处理，派兵去镇压，火上添油，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归根到底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和其他难题，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难题实质是利益冲突。民主、法治程序可以使之纳入和平、理性解决的渠道，避免暴力冲突。可是，清政府从1906年开始老说“立宪”，却老是“预备”，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民间的怨愤，没有正常宣泄、表达的渠道；关乎他们利益的处理，没有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终于导致矛盾极端尖锐而爆发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是必然的，是清政府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革命爆发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名号，叫作民国，但是我们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后来还带来了连绵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应该从三方面去分析。

首先看当时的执政当局，就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势力，状况怎么样？

袁世凯在清末时期可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进步到什么程度呢？国内外公认他是新政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