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一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有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政府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皱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慈禧权力欲很强，几次选择皇帝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尽挑小孩。同治皇帝（1862—1874）六岁登基。1874年同治皇帝龙御上宾，选择光绪继任，年方五岁。1903年，她快咽气了，又拣一个三岁儿童当皇帝。在皇族里面，有比他更强的。比如恭亲王的孙子小恭亲王溥伟，那时候已20多岁，相当能干；但是她就不要，宁可选择一个三岁的孩子。绝对专制的政体下，国家命运取决于个人。这同日本的对比就很明显。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是要比中国走先一步。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大致上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的失败。

又如，报刊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支柱，19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有《读卖新闻》，1874年创刊，现在还是日本第一大报。更早一些是明治维新开始那一年（1868）就创办了《中外新闻》《日日新闻》等报刊。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报纸。这也是制度问题。

记：《读卖新闻》是谁在办？政府还是民间？

袁：是日本的民间资本。

记：中国早期的报纸大都是传教士李提摩太一类人办的？

袁：对。当时也有中国人私人办的报纸。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但是只能在香港办，在内地办不了。甲午之前，主要还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1872年创办的《申报》，是外国人办的。在现代社会，传媒很重要，报刊的言论自由很重要。甲午战争中，《万国公报》等报刊，尖锐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腐败、北洋海军的腐败，也揭露了各个方面的对私营经济的不合理限制等等。这些都是外国人办的报纸。但是有中国人参与，包括蔡尔康他们都参与了。但是主要是外国人。

现代国家的管理必须有民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明治维新，最初是想建立一个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后来慢慢开放，有了一个比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国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体制变革。于是，最高权力失去制约，一切大事慈禧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机制的恶果是一再酿成大灾难，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体制方面的原因。

经济道路的选择，也很致命。清政府坚持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所谓的自强、同治中兴，就是发展官办的军火工业，或者搞点民用工业如纺织厂什么的也是官督商办。路子错了。日本开始也和我们一样主要是官办，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发现财政负担不起。于是他们开始卖。清帝国是一条死路走到底；而日本则一发现路子不对头，就赶快把国有工厂卖掉。

记：而且是很廉价地卖。我在想，放在今天，会不会也被攻击是国有资产流失。

袁：对啊。当时在日本也引起一场风波，双方斗得很厉害。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暂时的国有资产流失，从长远看对国家发展很有利。首先是甩掉了财政包袱；其次是吸收劳动者就业；归根到底是促进了社会转型。

弄清上述制度性的差异，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甲午战争中国会失败、日本会战胜。

双输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31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见到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