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已经死去。

　　国共两党终于大打出手。

　　这是战后中国最大的悲哀。

　　有的人想竭力避免这样惨剧的发生，有的人却竭力想要看到这样的战争。

　　是对是错，也许只有留给后人去评价了。

　　但战争显然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进行。

　　先是以二十万大军保卫中国中原军队六万人，结果却被他们成功跳出重围。

　　接着刘峙所部赵锡田的第三师战线突前，被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包围，全军覆没，赵锡田本人也成为俘虏。

　　抗战战争爆发后，赵锡田之第三师隶属于第三战区，在郑永的指挥下，参与多次大型战役，能攻善守，是为第三战区虎将。此后参加远征军也是屡立战功。

　　抗战胜利，任由第十军改编的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时年仅三十八岁，年轻有为。

　　但就是这样一员骁将，现在在刘峙的指挥下却一败涂地。

　　消息传出，全军震动。

　　时下野之国民政府第一名将郑永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面对记者采访，许久沉默不语，次后才说了十六个字：“刘峙无能，丧师辱国；不杀刘峙，军心难平！”

　　赵锡田也是郑永的老部下了，郑永非常了解这个人，用好了所向披靡，可就是这么一个猛将却生生的葬送在了刘峙手里。

　　次后，赵锡田的夫人许文丽向南京国防部哭诉，指责刘峙见死不救，南京各界为之震惊无不对她表示同情，蒋介石愤怒之余，将刘峙等高级将领全部革职。

　　在面对各报社记者的时候，赵夫人对记者说道：“赵将军自投身军队开始，从未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昔日全国抗战，倭寇军队装备精良，如一武装到牙齿之恶狼，其时中国军队无论哪方面于倭寇相比，皆远远处于下风，但赵将军于郑总指挥指挥之下未曾一败。

　　今抗战胜利未及几许，国军则装备精良，共军亦如当初国军，装备训练皆在下风，然胜负之局却再次颠倒，责任究竟在谁身上？如此战换由郑总指挥指挥？胜负又会如何？放一赫赫战功名将不用，却用一猪指挥，国民政府前景何在？”

　　赵夫人的话一出，很快引起轩然大波，而一直处于隐退状态的郑永，再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开始有了一种声音，强烈呼吁郑永重新执掌军队，以武力争取和平，以武力把中国方面重新拉到谈判桌上。

　　可惜，这样的声音始终都没有被政府采纳。

　　与军事冲突同时发生的，则是国共在南京的政治较量。此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谈判陷入胶着状态。双方的分歧主要有两个。

　　改组政府问题：中共坚持要求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的40个名额中，与民盟一起合占计14个名额，以行使三分之一否决权。但国府只同意给12个，后国府让步，同意第13个由中共推荐一无党派人士，并经国府同意产生。但中共不同意，坚持要求占14个。

　　东北问题：因东北战斗激烈，双方围绕东北政权问题和东北军队驻地问题争执不下，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谴责制宪国大召开，宣布自己将返回延安因国府坚持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

　　因此国民大会前中共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的情景下，第三方面民主党派梁漱溟，蒋匀田，左舜生，莫德惠等出面调停。10月26日，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分送中共梅园新村、马歇尔使馆和国府。

　　但周恩来看到后大哭，说第三方面出卖了他，故第三方面不得不撤回该方案。11月11日第三方面接到国府通知，国大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共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

　　值此，第三方面也出现分裂，民社党和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此时第三方面调停继马歇尔调停失败后，也遭遇全面失败。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已经对军队战斗没有约束力。

　　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

　　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

　　这使得国共谈判失去任何基础而完全破裂。

　　此时中共仍坚持在南京活动，拒不离开。国府两度委婉逐客无效，故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达逐客令，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关于1947年1月制宪国大之后国府三次和平努力，有各种说法。

　　梁漱溟曾经说过：“综观前后，过去即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

　　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国民党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