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惟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六八年秋夫，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子了，才更象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第五节

五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

“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

……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于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的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

“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