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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十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
她又看了我一会,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悄悄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
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第三十五节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
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像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坐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欧嘛。”他再楞一会,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欧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走!庄里回!”
“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
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