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后晌等午饭的时间, 三哥拿着影集翻给珍卿看，看一会儿见她又出神，无奈地阖上影集收放起来, 问她在家究竟发生何事。

珍卿对三哥摊摊手说：“其实没什么要紧，非要说有事, 不过是太累, 又赶上经期, 休息得也不舒泰, 连着三天做噩梦。”见三哥推一推她的杯子, 叫她把姜糖水喝干净，珍卿喝完放下杯子跟他倾诉：

“三哥，我之前给你讲过啊, 东方学会本月请我讲中国‘法’的形成。未免在外国友人跟前露怯，我遍索群籍、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做了这么厚一本讲义……”她拿两只手掌合在一起, 来形容讲义的厚度。

“我跟一帮洋人口若悬河地讲, 儒家如何取‘法’自然，道家如何以‘无法’为法, 墨家如何以‘民利、神意’为法……又花了三个半天的时间, 跟他们讨论人治、礼治、势治、法治，还有老庄的无为而治, 讨论得火花四溅、硕果累累, 不止一位洋学者说受到我的启发, 要在学术著作里加入新想法, 我跟大家讨论也受益匪浅。”

“忽然一天, 宋庭哉问我怎么不给中国人讲, 我想来想去莫名吃一个惊吓。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给东方学会的洋人讲课，固然能传播文化、提升形象，于我于人不能算是坏事。可是，对中国的青年们有何益处？我在这里讲得再多，他们也看不见听不见。多少中国的知识青年一叶障目，总觉得中不如西，古不如今。便是对传统经典知之太少。”

三哥的表情温和沉静，似乎无论她讲什么，他永远是最忠实的倾听者，他抚抚她的发辫笑问：“你现在什么意思呢？”珍卿小手放进他大手，说道：“我原本想，把在东方学会与众人的讨论，整理成一个关于‘法’的谈话集，在中国报纸上连续登一登。可是东方学会不少人反对，说他们还要写书发表新论点，指望以新论点一鸣惊人，我若把他们的话先捅出来，就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好事做不成我自然失望，想到没什么事能一蹴而就，我也不灰心。

“后来嘛，我就一直思量，向洋人推广文化固然重要，但把我们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先来唤醒中国青年的智慧，于今日情势岂不更重要？试想一想，为何许多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也动辄叫嚷中国全盘西化，把老祖宗的东西贬得一文不值？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涉猎得太浅太少。但凡懂些中国的政治道统和先贤智慧，便知权力分散的省级自治，根本不适应偌大中国的管理；还有，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族社会差序格局，就算现在多少人说它该灭亡，客观地说，它也不会轻易被西方市民社会取代……

“所以啊，三哥，我想循序对国学经典去芜存菁，循着中国文史的脉络让国人重视国学，发现中国圣贤的生存哲学和发展智慧。譬如现在，我想自著一本深入浅出的书，给国人讲讲中国‘法’的渊源，东方学会老学究的观点不录，也不会对书的主旨妨害太多。”

问题就在于，珍卿自身的学业事务不少，说是马上就放暑假，珍卿还要上达芒先生的美术课，这是达芒先生亲睐她加的小灶，课时也没有平时多，她总不能不知好歹。还有数不过来的名画要临摹，还要跟宋庭哉一起整理收集文物资料，为此，她绸缪许久的翻译事业都暂停。她想法都好却没有三头六臂，一个人真是心有余力不足。

就在三哥英国出差期间，国内杜教授还打电报来，说梁州文事大学的庄宜邦、董南轩二校长，辗转托人给兴华教育基金会带信，说学校不少院系还缺少水平合适的教材，请基金会同事在人材荟萃的海宁、平京等地，委托专人帮他们遴选或自编教材，他们预备秋季开学就给学生使用。

杜教授和彭叔叔等不管有无公职，各自都有一大摊子事情要忙，勉强帮两位校长担待部分文科教材，外语相关的教材都尽量派给别人，杜教授任教的海宁国大承揽一些，杜教授所在的中华研究院也找了人。

但分来分去还剩一些，杜教授自言实在无人可托，便给珍卿派了两本教材的编选——《大众哲学》《英美散文读本》，这两本都是大一学生选修课用的，说严谨也不需要太严谨，说不严谨也需要专业背景，杜教授叫珍卿参考外国大学的教科书，大差不差先攒出两本教材用。

按照杜教授说的意思，国内不但无人追问版权问题，也不会有人指摘她编选得不好，毕竟每个大学情况都复杂，有些学校校长都走马灯似的换，动不动换教师换教本也寻常。一校之内，天南海北的学生水平也参差，教书匠水平不济的也不在少数。说白了，现在很多学生所以能成材，关键还在于自学能力高强。如此说来，教科书的作用似乎就不大。杜教授甚至暗示珍卿抄外国人的教本，直接把珍卿这做闺女的整无语了。

珍卿既然想影响中国的青年，她就不会拒绝编选教材的事。

但是照搬外国课本也不好，先撇开这里的版权问题，中外的制度国情不同，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照搬过去也会水土不符的。比如，若是《英美散文读本》照搬国外，有些在国外司空见惯的制度习俗，在中国人那就是异域风情，就算文章内容可以意会，词汇和语法若太复杂，学生基础不够怎么学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珍卿也没有许多时间精力，精雕细镂地编选这两本书，鉴于这批教材秋季就要用，把书编写好还要寄回去校对排印，运到梁州文理大学也要时间。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