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皇上这么帮我一吆喝，这麻将的推广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我以更快的步伐把麻将生产的作坊开了起来，生产一系列麻将和麻将的外围产品，并依据不同顾客的喜好，生产了各种档次的麻将。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让我自己出面，我让王承恩给我物色了一个人选，充任麻将作坊的掌柜。

当然由我百分百控股。

我貌似做这些做得很隐秘，但其实，京城里都知道我信王的作坊垄断了所有的麻将生产和销售，谁也没有打算跟我抢生意，所以，我也没有发展到去欺行霸市。

大家都晓得，信王的背后是皇上，是整个大明王朝，谁敢叫板呢。

虽然我作为信王有用不完的钱，但作为一个后世来的人，多那么一点点开天眼看世界的眼光，我当然知道，以农业立国是说一个国家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不管怎样，扶持手工商业的发展壮大是我当皇帝首先要做的事情。虽然在这个国家从汉朝开始就重农抑商，这些士大夫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不耻都无法一时克服，但我坚信，这些人谁也不是道德真君子，家里的钱绝大多数来自于私底下自己家里掌管的产业，要知道我大明给这些官员的俸禄是不高的。

秦朝还出了个以商人掌控国家权柄的吕不韦，先秦还出了个范蠡，都是坐地起价的商贾，事实证明，以商人唯利是图的眼光，打理一个国家更能做到精打细算，只要他是真心的想为这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自己谋利益。想一想吧，秦国，越国，哪个不是当时的强国。

虽然我对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也知道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人家的岁入就比多发展了三百年的我大明还多，靠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人丁税和田亩税（南宋的人口和土地必然比我大明要少），而是商业税收。想那个时候，我大中华的帆船竞航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那是何等的壮观。我的老先人不知道是哪个开始居然实行禁海，害得我大明少发展了上百年。

事实证明那么蒙昧的野猪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能幡然悔悟，原来，实业才能救国，也就发展到十九世纪洋务派的欣欣向荣。

而我大明的子民难道比清朝人来不如，经过我的教导，难道还不会明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有了这些思考，我才打算亲身去实践一下所谓的实业救国，发展经济，繁荣祖国的工商业。

虽然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还是知道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发展起来了，并且为我所用，那么我的命运当然不至于吊死煤山那么凄惨。

展开麻将生意当然只是我投出去的一小块石头，说实话，跟伟大的设计师说改革开放一样，我这种想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实践才是检验我这个真理的唯一标准。

虽然后世经得起历史检验并且已经检验过的理论，在我心里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并不比我笨，而历史真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我所期望的事情，哪怕只是萌芽，这就证明，这些在后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明朝的土壤就不一定行得通。

而且，我也曾经听人说起过，我们这套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正在被历史检验出若干瑕疵――作为当权派，我当然不会全然否定这些领导的英明决策，说是瑕疵已经是我能容忍的极限贬义词了。

所以，作为未来政策的制定者，紫禁城的主人，我不能让我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也不能让我政令到了地方全被面目全非了。

所以，趁我现在还只是信王，获得一些第一手最直观的感受是必须的。而且，我这样做还有别的目的，掌控大明的经济命脉。

就跟后世的垄断经营一个样，我必须赶在那些商家做大做强之前，把自己或者政府掌控的那一家做到最大最强。只有这样，整个大明王朝才算是真正掌控在我手里。

因为自从有了货币这个价值体系以来，我们人类一切的社会活动都围绕这个物品展开。也就是说，人终归是经济动物。我掌控了经济，虽然不一定就不能导致流民，但那些商人必然在我的牢牢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现代政府的本质是财富的再分配，而我要做的使政府在这一核心功能外还要有一种能生产财富的功能。

那就是把一些牵扯到国家利益的商品由国家垄断。（诸如……）

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新理论，我们历朝历代都实行的盐铁专卖。我说的是更多，不止这两样东西。

不过，在这个商品还不极大丰富的时代，我并没有发现多少商品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比如，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中国石油，还没有中国移动，也还没有人民银行。也还没有中国烟草，国家电网。

但我相信，我总会发现一样商品属性符合我所设置的定义，然后就可以触及整个大明王朝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了。

那么，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首要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改变这些社会精英，统治阶级对工商业的固有成见，也就是商业，商品和商人的社会地位。

虽然我是一个不事稼轩的二世祖，但耳边也总是响起一些诸如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

（说实话，作者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农民――作者）

这其实是可以做一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