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斗了两三个月。

　　刚被放回家，又被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批斗，又关了两三个月，刚被放回家，又被他老家东北来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刚被放回家，街道上的造反派又要抓他父亲批斗，他父亲仰天长叹：祖上缺了什么德了，让儿孙还债，没完没了的还，永远还不完，算了，我也不还了。趁着他的人不注意，跑到什刹海，一个猛子跳下去，便告别世间。

　　金杨的母亲望着从什刹海捞上来的父亲的遗体，不哭，不笑，只是呆呆坐着，但随后也被红卫兵把她和金杨，金杨姐姐轰回东北老家，金杨和姐姐半路逃回北京，母亲不久便在老家死了。

　　金杨家只剩下姐弟二人，姐姐只比金杨大两岁，从此，姐弟俩觉得自己家祖上是满洲贵族，父亲又自杀身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面上无光，矮人一等，便白天都不出大门了，只有晚上，趁胡同里月黑人少时，才跑到一里路外的饭馆，买上二斤包子，作为一天的伙食。

　　家里留下的钱一年多也就花完了，工艺品厂又停了父亲的工资，姐弟俩没办法，只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个卖给废品站，家里的铜盒，铜锅，铜铲，铜香炉，都卖了，另外一个就是卖给信托商店，他家离的近的一个事古楼信托商店，一个事东华门信托商店，好在，他家房子多，家具多，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显少。

　　后来有人发现了，报告了街道，街道造反派便给他家的屋门都贴了封条，只留给有水井的南屋，给他姐弟居住。这时，恰赶上有学生内蒙插队，金杨的姐姐便去了内蒙，没半年，金杨也去山西插队了。

　　“走，咱们吃饭去啊？”孙茂说。

　　“哪啊，没钱。”金杨懒懒地答。“队里刚借的十块钱呢？”

　　“买火车票了。”

　　“呦，我掏钱吧。”孙茂道。

　　金杨起了床，开门向院里望了一下，见没人，忙向孙茂说：“你把院门给我关上，看看，别让人进来。”说着，拿上一把小刀，走到东边的一间屋，用小刀撬门边的窗户。

　　“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上，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上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里只有两位四十来岁，蓝衣服带造反派红袖章的人。金杨和孙茂把绣墩拿进屋里，其中一位穿蓝衣服戴红袖章的人一见金杨，便问：“小子，这几个月不见你，哪去了？”

　　“去山西插队了。”

　　“怎么回来了？”

　　“回来过春节。”另外那位穿蓝衣服戴袖章的问：“你这绣墩哪来的，有户口本吗？”

　　金杨这才想起，自己去山西插队迁户口时，派出所把户口本收了，便说：“没户口本。”

　　“那不能收。”那人道。

　　“可这是我家的啊！”金杨大声说。

　　“收了吧，老赵。”刚才和金杨打招呼的那位蓝衣服红袖章的人说：“我认识他，他家就是古楼金家，老来咱这卖，不会偷的，要偷，也是偷自家的。”

　　“好，那收吧，一个五块。”那个叫老赵的说。

　　“我看，这是花梨的多给点吧。”和金杨熟识的那个人向老赵递了个眼色。

　　“看你插队的，我儿子也在山西插队，这样吧，两个十五块。”那位姓赵德说道。

　　金杨和孙茂拿着钱，找了个饭馆，要了两盘肠，一盘猪耳朵丝，两升啤酒，两碗汤面，足足又吃又喝了一顿。

　　好运不长，就在金杨第三次敲窗户拿自己家的凳子时，被埋伏在院外的街道造反派抓住了。他和孙茂被扭送到派出所。

　　审问他们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警察。

　　老警察坐在桌子后面问：“哪的人啊？”

　　金杨答：“前几个月是北京人。”

　　老警察抬起眼看了他一下，觉得奇怪道：“这几个月难道就不是北京人？”

　　“不是了。”

　　“不是了，那是哪人？”

　　“是山西人了。”

　　“怎么又是山西人了？”老警察停止记录，抬起眼问。

　　“插队了。”

　　“噢。”警察好像明白了。便低下头又问：“犯了什么事啊？”

　　“没犯事。”金杨，不紧不慢地答。

　　“没犯事，他们给你送这来了？”

　　“嘿，谁知道呢？”金杨仍然不紧不慢。

　　“他偷东西！”扭送他们来的造反派说。

　　“偷东西，偷什么啊？”

　　“凳子。”造反派答。

　　“我没偷凳子。”

　　“怎么没偷，抓住你了。”造反派声音大些。

　　“莫须有。”金杨低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老警察加重了语气。

　　金杨便把偷自己家凳子的事说了一遍，并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大叔，我也是没办法，大队只借了十元钱，买火车票了，回北京住自己家没吃没喝，喝西北风吧，北京的西北风还没山西风大，你说让我怎么办？”

　　警察和押送他们的造反派到另一个屋子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偷了封存的物品，就是偷，按说要把你们关起来，只不过关起你来，你倒有地方吃饭了，这样吧，先警告你们一次，下次可不能偷自家了，北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