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火柴，有时是一点煤油、一点盐，还有黄油——她也时常拿这些东西，并且觉得可耻，因为她买得起；她只是不愿和其他人一道窘迫地等在菲尔普斯商店外面，直到把俄亥俄每一个白人都伺候到了，店主才转身面对那些从他后门的洞眼往里窥望的一张张黑脸。她觉得可耻，还因为这是偷窃；西克索的辩解倒是让她觉得有趣，却不能改变她的感觉，就像改变不了“学校老师”的想法一样。

“是你偷了那只猪崽吗？你偷了那只猪崽。”“学校老师”冷静而坚决，好像他只是在例行公事——并不指望一个有效的回答。西克索坐在那里，甚至不站起来请罪或否认。他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条瘦肉，锡盘里成堆的软骨像宝石一样——坚硬，未经琢磨，不过仍是赃物。

“你偷了那只猪崽，对吗？”

“没有，先生。”西克索答道，但他一本正经地一直盯着那条肉。

“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可你对我说你没偷它？”

“是的，先生。我没偷。”

“学校老师”微微一笑。“你杀了它？”

“是的，先生，我杀了它。”

“你收拾的？”

“是的，先生。”

“你做熟的？”

“是的，先生。”

“那么，好吧。你吃了吗？”

“是的，先生。我当然吃了。”

“你是说那不叫偷？”

“对，先生。那不是偷。”

“那么，是什么呢？”

“增进您的财产，先生。”

“什么？”

“西克索种黑麦来提高生活水平。西克索拿东西喂土地，给您收更多的庄稼。西克索拿东西喂西克索，给您干更多的活儿。”

很聪明，可是“学校老师”还是揍了他，让他知道，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加纳先生死的时候耳朵里有个洞，加纳太太说是中风发作时震碎了耳膜，西克索说是火药弄的；打那以后，他们再碰任何东西都被看作偷窃。不止是一穗玉米，不止是院子里母鸡都不记得的两只鸡蛋，而是一切。“学校老师”从“甜蜜之家”的男人们手里夺走了枪。由于被剥夺了打猎的权利，没有什么来作为对他们饮食中的面包、扁豆、玉米粥、蔬菜以及屠宰时的一点加餐的补充，他们就当真开始了小偷小摸，这不仅变成了他们的权利，而且变成了他们的义务。

当时塞丝是理解的，可是现在有了份挣钱的工作和一个肯雇前科犯的善良雇主，她厌恶起自己的骄傲来，是它致使自己不去和所有其他黑人一起在百货公司窗口排队，而去偷偷摸摸。她不想跟他们一道挤来挤去。不想受他们的议论或者怜悯，尤其是现在。她用手背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工作日已经结束，她早就激动起来了。自从那次逃跑以来，她还从没这么精神抖擞过。她喂着那几条巷子里的狗，抿紧了嘴唇看着它们发狂。今天，她将愿意搭一回大车，如果车上有人让的话。没人会让的，而十六年来她的骄傲从不允许她开口求人。可是今天。哦今天。现在她需要速度，一下子跳过回家的漫漫长路，回到家里。

索亚再次警告她别迟到的时候，她几乎没听见。他曾经是个亲切的人。跟伙计交代事情的时候很耐心、很温柔。可是自打他的儿子死于内战之后，他的脾气一年比一年古怪。好像都怪塞丝的黑脸。

“好。”她答应道，心里却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时间快点走，马上到那等待她的没有时间的永恒之中去。

她本不必担心。她包裹严实，身子向前弯着，开始走回家去，满脑子全是她能够忘记的事情。

感谢上帝我什么都不用回忆不用说，因为你知道，全知道。你知道我本来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当时我只能想到这个。车队一来我就得立即行动。“学校老师”正在教我们一些学不会的东西，我根本看不上那根测量绳，我们全都笑话它——就西克索例外。他什么都不笑话，可我看不上。“学校老师”把那绳子在我脑袋上缠来缠去，横过我的鼻子，绕过我的屁股，数我的牙齿。我觉得他是个蠢货，而他提的问题又是再蠢不过的。

那天，我和你的哥哥们从第二块田里过来。第一块离房子很近，种着长得快的东西：豆角、洋葱、香豌豆。第二块远一点，东西长得更慢些：土豆、南瓜、秋葵、美洲商陆。那时候那块地里还没长出什么来。还早呢。也许有一点儿嫩生菜，再没别的了。我们拔拔杂草，锄锄地，给每一件事都开个好头。完了我们就朝房子跑去。地面从第二块田开始隆起来。准确地说不是个小山包，有点像而已。足够让巴格勒和霍华德跑上去又滚下来，跑上去又滚下来。过去我在梦里常常见到他们那样，大笑着，又短又胖的小腿跑上土包。现在我只能看见他们走下铁轨的背影。离我而去。总是离我而去。可是那天他们开心极了，跑上去又滚下来。还早呢——生长季刚开始没多久。我记得豌豆秧上还开着花。草倒长高了，遍地都是白花骨朵和人们叫做黛安娜的那种高高的红花，还有那种带一丁点儿蓝色的家伙——淡淡的，像玉米花，可是很苍白，很苍白。实在苍白。也许我应该快些走，因为我把你留在家里了，在院中的篮子里。鸡够不着的地方。当然，你从来不知道。我并不着急往回赶，每隔两三步就看看花儿、看看天，可你的哥哥们没耐心。他们一直往前面跑去，我也没管他们。每年那个时候，空气里就流着一种甜甜的东西，要是轻风正合适，谁愿意在屋里待着呢。我到家时，听得见霍华德和巴格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