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次行为失检的案件变成谋逆大案？是谁又坚持给太子李贤扣上谋逆之罪？

可怜的高宗李治，先前已经无法保护他的叔父、姑姑、前妻、爱妾、兄弟和庶子女们，如今连他与武则天的亲生之子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虽然身为一国之君，高宗李治一路走来，也常常感到普通人才有的有心无力的挫败感。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几位宰相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就看武则天如何收场。

母以子为贵，李贤是武则天的儿子，且处于东宫之位，如果武则天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她还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作为母亲的她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护太子，为其开脱，更不会力谏高宗李治废掉自己亲生儿子的太子之位。

高宗不想让事态扩大化，可武则天却寸步不让。

武则天说：“先帝曾有言，法非天子一人之法，乃天下人之法。因一己之私利违国家大法，并非明君之举。作为一国之尊，更应该心存公心，大义灭亲，对逆谋造反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将何以示诫后来者，又何以坐稳江山。”

武则天再言：“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身为人子，而且又是太子，竟然阴谋造反，这种事不可原谅。难道皇上忘了，当年李承乾有谋反企图，先帝诸般不舍，但还是流泪废太子，将其贬为庶人。怜子之情人皆有之，贤儿堕落到这个地步，我作为母后更为伤心。但现在朝臣的眼睛都在盯着圣上，若一味顾念亲情，恐怕会造成文武众卿离心离德，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武则天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很是激动。高宗李治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武则天的话听上去句句中肯，字字千钧，无一处不合天地之正理，无一语不符国家之大法。

武则天言必称先帝，让李治无法反驳，也无力反驳。

高宗李治只好沉默无语，无奈地将处置权交由武则天。最后他只能无奈地在武则天拟好的废太子李贤为庶人的诏书上盖上了印。

如果太子不倒下，那么倒下去的就将是几位宰相和武则天。

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李贤的谋逆罪名正式成立，皇后与太子之争，也就此分出胜负。

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里里外外，掀了个底朝天。

案子审到这个地步，还不算完结。在抄检东宫的过程中，居然还抄出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一本低级趣味的书，从各处收集而来的笑话段子。

这本书交到高宗的手里，他差点没气得当场昏厥。他将书狠狠地掷于地上，愤怒道：“刘讷言害了我儿，作为老师，就是一天到晚手捧着《六经》来教育学生，还担心教不好。他倒好，居然能够弄出这么一本低俗不堪的书，这哪里是教人学好，分明是要毁我大唐啊！”

高宗虽然想要保护太子李贤，但还是有心无力。经过竭力争取，也只是让太子免于一死，可终究难以逃脱被废黜幽禁的命运。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

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要处死。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太子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脱不净犯罪事实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一项可有可无的罪名，藏盔甲并不等于谋逆，但如果将其定性为谋逆，也是不容辩解的。也就是说，武则天以此为罪，将太子李贤贬为庶人，也合乎法理。

谋逆从来就不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何况是太子谋逆。护犊心切的高宗将心中的这份痛苦转化为愤怒，并迁怒于太子身边之人。

太子被废，每个人都在极力与这件事撇清关系。每个人都争着向皇帝和皇后表态，自己与太子谋逆没有任何瓜葛。可撇来撇去，还是有人撇不清，武则天掀起的这场风暴，让人避无可避。

刘讷言被流放振州（海南三亚），当时的不毛之地。左庶子兼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宰相的张大安因太子之事受到牵连，左迁为普州刺史。

刘讷言和张大安都是协助太子李贤完成《后汉书注》的学者。

太子李贤被废的结局是必然的，这时候，武则天的势力已经不可阻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她不惜废黜自己的儿子。

无论从个人才智韬略，还是从手段的高明程度，太子李贤都远不能和他的母后武则天相比。武则天狠心废掉太子李贤已经思虑很久了，并非此次获得李贤的“反具”后而情非得已做出的痛苦抉择。这些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

太子李贤谋逆之事与前太子李弘之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太子李弘是“幸好”及时病死，母子还没有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东宫僚属宰相大多没有被弃用；而这次是太子李贤被控谋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