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政治性大案，必须有人负责，谋逆毕竟是重罪。

太子李贤谋逆案在一审再审中，很快就将与东宫来往密切的几个皇室宗亲也裹挟其中。到了十月，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和沂州刺史蒋王李炜被指为东宫谋反的同党，李明被贬为零陵郡王，幽禁于著名的流放之地黔州。李炜则干脆被解除官职流放至道州。

朝中大臣们对曹王和蒋王受到牵连不以为怪。曹王和蒋王做了太子李贤谋逆案的陪绑者固然值得同情，但每个人都清楚，哪一次宫廷事件不要牺牲几个皇亲国戚作为收场呢？不然何以震慑人心？

皇城里的现实犹如寒冬里的三尺坚冰，冰下的水流暗自汹涌，而踩过冰面的人只是小心翼翼地留下着脚下，他们无心去深究曹王、蒋王与太子李贤结党谋反的动机和罪证，没有人愿意去为曹王和蒋王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就像那些执法的官吏们所言，他们也只是奉旨办事，连皇上也做不了主的事，他们又能如何？

第二年，反对过武则天摄政的郝处俊被罢，出局！

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彻底出局！

最后是最让人可笑的出局者登场，他就是高政。按辈分，他是前宰相长孙无忌的表侄子，废太子李贤的好友。长孙无忌被平反昭雪后，被同案牵连的其他家族也有了慢慢回暖的迹象，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

高士廉的孙子高政当时任太子典膳丞，在太子谋逆一案中，他也是稀里糊涂就被牵连其中。

高宗本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让他父亲右卫将军高真行领回家批评教育一顿也就可以了。可问题是高宗在交代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明白。

高家自从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杯弓蛇影，高真行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的忠诚度。你们高家，是高政一个人造反，还是全家总动员。

为了能够保住这个家，高真行只能对不住高政了。

高政刚进家门，就被亲生父亲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璇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可怜高政,没有死于为利益而战的权力斗争，却惨死于自己亲人的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高宗皇帝震惊之余，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赶出京城。

这件事令高宗不得不深思，他随后下令宽大处理李贤的旧属，不能再发生类似高家的惨剧，这种做法毫无人性可言。

高真行等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而是为了满足皇后的欲望般，株连一大批王侯将相。起码兼领宫官的宰相，尤其是那些反对过武则天的宰相，应该多少也会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吧。?

高家是长孙无忌的舅族，曾经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受到牵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才会惊恐到要手刃家门子弟。

令朝臣们感到不解的是，太子谋逆案是大案，为何没有像先前几个类似的大案？

在这场由太子李贤谋逆事件引发的清洗风暴中，有人出局，就有人从中捞到政治资本。

对大多数官僚而言，武则天采取的是收买人心的“媚众”手法。她知道，在这时候，残酷打压并不是她的最佳选择。

审来审去的结果是堵住了所有的口，人证、物证俱在，获罪者又是堂堂太子，岂能随便定罪。况且，此事事关身家性命，一个人如果不是活腻了，谁也不会站出来自找麻烦。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朝中的舆论保持了一致：官员们纷纷指责太子李贤辜负圣望，图谋不轨，盛赞“二圣”以国家利益为重，大义灭亲，为古往今来圣君典范。

那些在此案子中立功之人，则从此交上了好运。在太子李贤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涕泪交加地在皇帝面前自我检讨，而薛元超则手舞足蹈地谢罪，动作与表情极为夸张。两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能够得到豁免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才会在得知结果时喜不自禁。

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同事不同命，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这次办案中扮演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角色。

武则天和高宗李治之所以没有再次对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经历过永徽政治改革洗礼之后的朝堂，需要保持一个有经验的宰相班子。如果将那些与太子有交集的宰相全部清除出去，恐怕一时半会也难以找到有宰相之才的人来共谋治国和辅佐新太子。

深谙权术之道的武则天，也能够体会到高宗内心的顾虑，所以并没有采用激烈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将相大臣，而是采用了较为缓和的区隔处理，以免引起高层震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裴炎、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朝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集团。

尤其是裴炎，他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与武则天的崛起息息相关。主审这个案子，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步棋。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攀附权贵也不为过。人在局中，又怎能独善其身，破局重生？

北门学士裴炎由武则天私人的笔杆子，变成了高级政府官员。

3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

废李贤的第二天，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即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对武则天来说，她的内心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生存的历练，虽然让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