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与武氏集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想废掉嗣君李哲。

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想的却是夺回失去的权力。双方求大同存小异，便联手对付新皇帝。裴炎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宰相议事权。

为了争取那么一点点利益，却双手奉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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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

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一个皇帝，可他这时候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

裴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提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帝国的最高号令。继位的新皇帝只能摆个空架子，而无实质权力。

对这个状态，群臣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措施和手段。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才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也要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就必须将朝政还于李哲。

除非这时候武则天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里和时间赛跑。她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掌控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将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对于武则天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这段时间内，着手办好几件事。

前朝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也就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

高宗皇帝的遗诏并没有委托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意，所以武则天没有临朝称制的根据。

由于裴炎主动送上机会，就让武则天得以与宰相沟通，以“太后令”来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母后在体制外专权摄政的形式，与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形式不同，由此显示了武则天一贯积极主动而善于掌握时机的特质。

武则天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做了一些重要铺垫：她加授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

武则天一口气加封这些德高望重的皇室成员为一品大员，目的是恐其生变而安抚人心。

同时，武则天开始调整原班宰相的阵容，她把太子少傅、同三品刘仁轨调整为左仆射、同一品，仍为西京留守；将最为信任的侍中裴炎转为掌握出旨权的中书令，连宰相议事厅——政事堂也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以方便他掌握和作业；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刘景先升为侍中，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岑长倩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检校右庶子同章事郭待举升为左散骑常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玄同转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在升迁之后能感恩效力。

等到嗣皇帝守丧期满的前一天，武则天又派出一批将军，前往当时最重要的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府司共同镇守，以防非常时期有非常之变。

新君即位，天下晏然。从武则天出手的这几招，可以看出她已是谋国的老手。而大唐的时钟已经分秒失控，真正进入一个女人的时间段。

作为武则天一手提拔的高级领导干部，裴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力挺武则天揽权的建议，会让他和整个帝国陷入一场死亡游戏，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高宗死后的第三天，裴炎上奏，说李哲现在还没真正上岗，还在实习阶段，在没拿到皇帝资格证前，他也就没有听证权，没有听证权的皇帝还叫皇帝吗？

也就是说，现在的帝国处于权力的真空期。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宰相议政应该向武则天奏议，然后由武则天宣令于门下省施行。绕来绕去，这个朝堂成了武则天一个人的朝堂。

武则天在国丧期间频频出手，安抚王室、升迁宰相、部署地方武装。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裴炎在这次调整中捞到的好处。按照裴炎的个人意愿，武则天改授裴炎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同时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

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这一改革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完结；二是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由此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裴炎任中书令，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

裴炎任秉笔宰相，每次开会议事都由他主持，貌似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果要参加会议，必须经过首席宰相裴炎的批准，政事堂就这样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

尚书省在唐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一省独大。

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果前面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能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也就无法享受宰相待遇。

只有中书令被视为真正的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

这个奏议所请，除了无前例可循之外，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完全不顾高宗留下的“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