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表面上那般恭顺。她只交代了一句，葬礼要搞得隆重，要超越一般君王的葬礼。

武则天没有返回长安，仍是坐镇东都洛阳，继续处理国事，政府班子里的主要人员也留在洛阳协同理政。睿宗一路护送高宗的灵柩返回长安，正式下葬于乾陵。

埋葬了高宗，封存了实录，武则天也随之把往昔的记忆一同尘封。

几十年恍惚如梦的宫中岁月，小心翼翼地婉转承欢，几乎是一步一叩首才走到了今天。武则天并不想再频频回顾往昔的屈辱与辛酸，在今后的日子里，她的命运将由自己书写。

2

七月，西北天空升起一颗不祥的彗星，天下人心惶惶，都在议论女主当政，惹恼了上天。

紫帐中的武则天丝毫不为之所动，相信命运，还不如相信自己能够逆天改命。

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武则天前进的步伐，无论是天上的凶星，还是朝堂首席宰相裴炎等人的劝谏。

李旦被置于无权地位，已经使得裴炎集团深深地失望。在临朝称制之后，更让裴炎集团人人自危，因为武氏家族的地位正扶摇直上。

如果临朝称制以后，武氏家族的势力不发展那么快，裴炎集团还保持着往日的权势，裴炎等也许对武则天不会那么激烈地反对。问题是，武承嗣等诸武的发展，太咄咄逼人了，裴炎等受到冷遇。进入宰相班子的武承嗣成了裴炎集团的头号政敌。

自高宗朝末年以来，宰相班子几乎是裴炎集团一手把持的独立王国。裴炎曾为控制这个王国而奋斗多年。以前，他甘冒嫉贤之名以排除裴行俭，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配合武则天废黜中宗李哲，排挤韦玄贞，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宰相班子。他不能让宰相班子中有异己分子存在，他不能坐等武氏集团的权力再这么发展下去。

太后临朝，诸武用事，东都改名，官职变易，一切都传递出一个信号——要变天了。武则天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一方面大封诸武，一方面对李家子孙大加贬谪。武则天这么做，使李唐宗室子弟和朝廷旧臣们的心中早已布满了愁云。他们惊慌失措，唯恐厄运会随时降临到自己身上。背地里，他们也常常大发牢骚，盘算着自安之计。

一个月晦星稀的夜晚，在距离东都洛阳一千七百里外的水陆交通要地扬州，几个愤怒的失意者秘密聚集在一起。他们是：李敬业、李敬猷兄弟、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他们都是被贬者。

这些人或为名臣之后，或曾为内官。像李敬业兄弟是大唐开国元勋李勣（徐懋功）的孙子，杜求仁叔父是赫赫有名的唐廷大臣杜正伦。他们有值得骄傲的家世背景，也有过春风得意的人生经历。而现在，他们落魄了，失意了，有的已丢了官职，与普通百姓无异。

他们是偶然在扬州相遇的，但相同的境遇、一致的政见，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让他们成了政治上的同路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发泄心中的愤懑；他们抨击太后专权，讥讽诸武用事，也因中宗被废而大鸣不平。他们以李唐皇室旧臣自名，认为太宗皇帝开创的帝业已经落入武则天的手里，国运危在旦夕，亟待大唐的忠臣赤子拯救匡扶。

李勣死后，李敬业袭爵英国公，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李勣病情继续恶化，在他病重期间，他只服用高宗皇帝派人送过来的药，就连家里请来的医生也一律不见。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李勣曾在家中大摆酒宴，对自己的弟弟李弼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今天故意宴乐，是要趁此机会和子孙们交代一下。我亲眼看到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他们都被后辈连累，所以希望你们细加观察，如果有人操行不端，结交那些朝中人士，参与朝政，马上打杀，然后奏之朝廷，以免连累整个家族。”

李勣死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巩固了永徽夺宫的成果。在上官仪事件后，二圣并立成为朝堂之上一道独特的权力运行风景线。

李勣的临终安排透露着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李弼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为了保全门户，李弼可以扑杀任何不肖子弟。

门户是当时人们在生活中的主要追求，房、杜等贞观年间的重臣们辛苦立门户，力图与那些正在衰亡的山东士族攀结婚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一个门户既经建立以后，如果要将其毁掉，多半是因为政治原因，尤其是因涉及谋逆问题。本门户中如果有成员参与此类活动，便可招致整个门户的毁灭。

李勣的这些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是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大量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李勣的思想由来已久，玄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兄弟相残，但他没有介入任何一方。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的几个皇子再度陷入储君之争，朝臣内无人不结党，李勣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倾向。

如果非要说李勣曾经卷入过政治斗争，那就是永徽年间，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立武则天为后，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一人称病而不表态。在高宗多次询之下，他才算勉强给出了“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但那时的形势是，大势已经渐趋明朗化。

李勣的人生经验，也是他对未来形势的一种预判与估计。以李勣之智，他当然知道，二圣临朝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变动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