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大，拥兵夺天下，这是有军事实力作为基础，当然也要在末世才容易成功。

这时的李唐王朝正处于上升态势，虽然权力高层不断上演换太子的戏码，可帝国的政治大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应对地方叛乱的能力绰绰有余。

更何况，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也不可能出现一哄而起、传檄而定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作为造反者的李敬业手里并没有现成的军队，虽然起兵时，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万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临时招募来的“义兵”。临时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大打折扣。

对李敬业来说，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权力集团中有一批对武则天专权不满的人。

那些不满武则天专权之人的不满也只是建立在所谓李唐“正统”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可是要让这种意识形态及时转化为造反的力量，这很成问题。

武则天在历次清除异己的行动中，打击面都很有限，定点清除往往只限于一两个家族，并没有出现士族阶层利益大面积受损害的情况。至于百姓，只要有粮食吃，生活安定，那么谁来做皇帝他们一般不在乎。

也就是说，李敬业起兵，并没有得到天下民意的响应，这是很危险的。不过他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武则天刚刚建立权威，遇到的阻力很大，正在忙于安抚内外，绝想不到脚底下会有政治地震。天时、地利都有了，李敬业急需的是“人和”。

这个争取“人和”的机会也给他抓到了：武则天与朝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裴炎集团有了裂隙。见缝就要插针，李敬业看准了裴炎是个同盟军。

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和《新唐书?裴炎传》所载，裴炎确实被他拉下了水。

李敬业先把裴炎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发展成自己的党羽。有的后世史家认为，没有裴炎的默许，薛仲璋绝对没有胆量参与造反密谋。

此外，唐之奇、杜求仁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关系不错。程务挺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连武则天也要高看他一眼。

裴炎、程务挺，一文一武两位大员，成了李敬业的主要拉拢对象。

3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六月，监察御史薛仲璋在洛阳积极活动，要求出使扬州。在此之前，为了夺取扬州的政权和军权，魏思温写信给他的好朋友监察御史薛仲璋，请他来江都视察。

薛仲璋是裴炎的亲外甥，舅舅是武则天身边的大红人，宰相集团里的头牌，薛仲璋的政治前途应该是光明的。

在薛仲璋到达扬州之前，已经有若干叛乱分子抵达扬州。他们在那儿刺探消息，收买官员，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以便为薛仲璋接管扬州政权奠定基础。而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韦超。

薛仲璋到达以后，韦超便向薛仲璋上告，控告的对象是扬州长史陈敬之，罪名是谋反。薛仲璋立刻将其逮捕，关进了监狱。

而这时，李敬业正在扬州城西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隐伏着。李、薛之间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当李敬业得知薛仲璋已经开始动手，他便迅速赶到扬州。

李敬业是“乘传而至”，所谓乘传，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明，又是一种紧张形势下的通知书。有资格乘传之人必定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他们必定肩负着重大任务。

乘传之前，必须给传。给传就是批准乘传。在当时，拥有给传权力的人往往是御史。

如此一来，安排李敬业乘传之人，不是别人，而是监察御史薛仲璋。李敬业来到扬州以后，自称他已被授命为扬州司马，是日夜兼程赶过来的，身上还揣着密旨。

过了几天，李敬业又称扬州司马要调任，他已经得到朝廷密旨，高州酋长冯子猷已谋反，需发兵征讨。于是在薛仲璋的同意下，他打开了扬州军火库，取出盔甲、武器，并把一些钱坊里的囚犯和一些工匠武装成临时部队。临了，还不忘杀掉狱中的扬州长史陈敬之。

钱坊即铸造钱币的作坊，是由国家经办的。在隋代，扬州是四大铸钱业中心之一。工匠地位低微，他们被强制劳动，而囚徒不过是受到刑律惩处的工匠。现在他们被释放了出来，成了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这是第一批参加叛军的人。

叛乱就这样从隐秘处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叛乱的大旗就这样在扬州竖了起来。

录事参军孙处行拒绝派遣军队，被当众斩首。于是其他幕僚再也不敢反抗，只得听命。接着他们又把扬州的正规守兵编入起义部队，由李敬业统一管辖。

然后这些造反派又成立了司令部，司令部设三府：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

李敬业自己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职。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薛仲璋为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不到十天，李敬业便煽动不明真相的士兵十余万人。?

钱坊中的囚徒和工匠不过两三万人，远远达不到十万人之众。士兵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民。当时均田制已经开始动摇，农民抛田逃户现象经常发生。那些被繁重的赋税、徭役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江南农民涌到李敬业的军队中，成了叛军的主力。?

接着李敬业传布檄文到各州县，这篇檄文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代李（徐）敬业传檄天下文》。骂人者千古留名，被骂者拍案叫绝。原文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