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陷落时被俘的武周军将士之前被契丹人关在地牢里，就在曹仁师等人的部队即将抵达的时候，契丹的看守对被俘的武周军将士们说：“我们的家属又冻又饿，都快活不下去了，只等着官军到了就投降。”

不久，契丹人又将那些被俘的武周军将士们从地牢之中放了出来，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没食物供给你们吃，又不忍心杀你们，现在就放你们走。”这批被俘的武周军将士到了幽州，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曹仁师等人的部队。

八月底，武周军队抵达黄麞谷(今河北迁安东北)时，又遇到一批契丹的残兵前来请降。武周军的将领并没怀疑对方的诚意，触目所及，道路两旁尽是老牛瘦马和因饥饿而倒地的难民，傻子都看得出契丹这次面临的饥荒有多么严重。

曹仁师等人看契丹已经到了如此境地，就不再保持骑兵与步兵整体推进的队形，直接率领骑兵进攻，希望能够一举将其拿下。埋伏多时的契丹军等的就是这个进攻的时机。

不知有诈的武周军就这样呼啸着冲入了对方设下的包围圈，结果不言而喻。经此一战，武周军损失惨重，契丹军用战死的武周军将士的尸体将整个山谷都填满了。

在这次战斗中，张玄遇、麻仁节被契丹军用绊马索生擒活拿。将领的被俘使后面的战局陷入被动。连契丹军自己也没想到，这仗会打得如此轻松。他们决定找一个合作伙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最后他们就找到了突厥的阿史那默啜（以下简称默啜）谈这笔生意，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共谋武周。

契丹占崇州，突厥袭凉州，连战皆克，兵锋所向势不可当。消息传来，举朝震骇。

武则天一方面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兼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出击契丹，一方面为充实军队又颁布诏令：“天下系囚及士庶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也就是说，全国的囚犯和家奴，都要参军出击契丹，囚犯无罪释放，家奴由官府出钱赎身。

武则天之所以会想到将天下囚犯和家奴推向战场，也是无奈之举。当时军队的状况也的确令人担忧，唐太宗时期曾经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府兵制这时候已经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贞观四年（630）李靖击破东突厥以来，中原地区平静了半个多世纪，战火多在境外或边陲一带，内地百姓不识干戈已有数代之久。而李唐三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到了武则天掌权时代依然不改以农为本的政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上层的权力之争不影响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所以当时人口增殖非常快。

当时推行的是均田制，随着人口的增长，渐渐无地可均，却是事实。于是人们自然希望迁徙到有田可种的地方。而唐初政府禁止老百姓随意迁徙，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擅自移民就成为逃户。史载武周时代，“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原因即在于此。

这些逃户跑到一个地方，知道入户口难，就不入户口。只要有吃的，要不要户籍无关紧要，就算手持户籍也不能当饭吃。他们或私下垦荒，或租赁他人田地，因为没有户口，所以也就不需要纳租调、服徭役。这种偷税漏税行为，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时间长了，政府吃不消了。武则天沿袭唐初以来的户口普查制度（括户政策），查清隐匿人口，要求他们恢复户籍。允许逃户就地落籍，无论是北漂的还是南漂，漂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有时还给予减免一年赋税或两年课役的优惠，让逃户得以安居乐业，化解社会危机。武则天去世之时，人口已由永徽初年的380万户增长到650万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武则天一向重视人心向背，宣布百姓年满50岁者免除徭役，比以往60岁免除徭役的规定缩短了10年。这些德政都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如果说均田制的败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可以用灵活的手腕化解的话，那么对府兵制的冲击就不是那么好办了。

均田制是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兵源问题，不是高宗时代的整顿吏治就可以解决的。兵制败坏，名将乏人，等营州之乱爆发时，武则天面临的就是这样“无将可派，无兵可征”的窘况。

武则天真是被现实逼急了，不然她也不会想到，将全国的囚犯和家奴都推向战场。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那些做梦都想着早日接班的武派士族是非常不利的。河北危机发展下去，那些被委以防御征讨重任的武派士族的无能就会表现得越充分，李唐派士族将更多地被重用，武派士族将丧失越来越多的权力。

武派士族陷入两难困境，要么独立解决河北危机，要么让李唐派士族夺走他们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契丹和突厥在黄河以北的横行恣肆，让武则天对他们丧失了信心，他们对自己也逐渐丧失了信心。他们既无力解决武周的边境危机，又不愿李唐派士族在这场由外力引发的权力博弈中胜出。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默啜。对默啜来说，第一次河北事变是他人生中最为完美的演出，也借此让突厥变得更加强大，由一个草原上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雄踞沙漠的大汗之国。

默啜从武周勒索了大片的土地、物资、人口；又从新城奇袭中，得到从河北抢来的物资；契丹、奚部族，自神功年以后，也常受其奴役。默啜认为，现在也该到了戏弄武周帝国的时候了。

万岁登封元年(696)九月，虎视眈眈观察吐蕃及契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