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世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与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的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一、条约体系与集体安全

不对称联盟与安全差序格局

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其特殊传统，始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经过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发展到新保守主义的民主世界国际协调，直到最后一个阶段，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才真正形成。这三个阶段有一条贯穿不变的脉络：美国特殊论或美国优越论。这种理论是清教徒“山巅之城”[1]理论的世俗版，以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取代了天国和世界的对照。

美国和世界的对照从来不是摩尼教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假定善恶是对等的力量，善恶本身又是绝对的元素。“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是层次的差异。二者既不对等，也不绝然对立。善是完整和高级的概念，恶是残缺和低级的概念。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撒旦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对手。天国是完美，世界是残缺，地狱是虚无。弃恶从善意味着从不完整走向完整，从远离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弃善从恶意味着丧失上帝的恩宠，地狱就是上帝恩宠所不及的地方。

美国人的祖先以“美洲的以色列人”自居，“山巅之城”构成他们认知图景的基本框架。这种（本质属于基督教的）框架体现于世俗政治，就产生了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体现于具体的安全政策，自然产生了安全差序格局。孤立主义意味着：势单力薄、道德高尚的新生合众国不能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与地缘形势结合的自然结果。禁止旧欧洲污染新世界，意味着美洲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落实为安全优越性。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在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仅仅由于美国的弱小和欧洲对海外的习惯性轻视，19世纪的外交俱乐部才没有从中看出帝国的种子。

欧洲实力均衡外交的破产促成了威尔逊主义，创造了美国塑造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机会。国际联盟的原始构想明显准备以美洲共和国联盟为模板（正如美洲共和国联盟以合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