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联盟和已经颇有成效的海外协调。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义与沙文主义为俾斯麦的东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识形态土壤，造成了数十年的英法海外竞争和欧洲孤立。“英国不介意交涉对手的宪制改变”，“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实际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实：英国对自身宪制的稳定性和承诺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对象没有同样的把握。英国政府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维也纳会议和柏林会议的外交官完全清楚，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势力均衡只是大陆各国的相互节制，仲裁者的权力却不是它们任何一方所能节制的。19世纪初叶，俄罗斯帝国享有类似的优越地位，它的君统和宪制似乎同样安如磐石，因此能够对中欧行使超过其实力允许的权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权并不是不像路易十四对查理二世、帕麦斯顿勋爵对全世界行使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义大臣结束了俄罗斯宪制的稳定期，此后造成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有厘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罗斯保守派对改革的痛恨。

大战和冷战将旧世界的古老法统一扫而空，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习惯同时断裂。20世纪的僭主政治发挥了19世纪拿破仑政权的历史使命，通过组织资源的毁灭、自我毁灭和相互毁灭，制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气压区域。二战后的宪制争议日益低落，国内民主宪政和国际威尔逊主义几乎变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选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丧失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勇气，只能毫无自信地冒充“更彻底和完美的民主宪政和国际协调”。相反，法国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各种版本的君主制、贵族制、混合政体无不深信自己的正统性高于任何其他模式，各大国无不相信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承认自己的优越地位。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旧世界政治基因多样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种子银行地位。大自然厌恶真空，安全落差肯定会导致秩序输出和输入，输出秩序的一方肯定会对输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国仲裁权。威尔逊主义就是美国秩序银行向欧洲秩序破产者推出的政治马歇尔计划，美洲国家组织、国联与联合国、北约的成立与扩张都是美国宪法和联邦的DNA复制，表现型差异甚大，主要因为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势；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断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在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的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的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巩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奥兰治亲王的胜利不仅暂时破坏了路易十四左右逢源的外交顺境，而且永远阻断了“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修道院长”甘愿抛弃自己的门徒，加入立宪君主制的“见习修道士”行列。19世纪的法兰西和21世纪的俄罗斯一样，不再具备生成潜在秩序中心的资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热忱。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不单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是巩固世界体系的护法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一次麦克阿瑟式的路径锁定，其阻断地区霸国，以及挑战世界秩序的预防性效果远远超过了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外交，正如麦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亚洲大陆出现霸权中心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库尔德实体的伊拉克联邦出现在中东心脏，其效果等于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在东方三帝国之间。不到十年时间，颠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战就使叙利亚和伊朗民穷财尽、干戈内起；也唯其如此，联合国才能对这些国家发号施令。在萨达姆存在的年代，美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可能造成这样有利的局面。丘吉尔对波兰的看法完全可以适用于未来的远东和中东：人们将会看到，伟大的戏剧不过刚刚开始。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认知图景浸透了罗马式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权主义。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努力缔结反罗马联盟，会增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