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则逐渐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甚至还有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的其他某些部分。

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它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造就这样的路径，但他们承认这种现状。他们选择运用罗马式仲裁权扩大威尔逊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维护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霸权。这种选择证明他们仍然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宪制的优越性仍然是他们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强国仅仅涉及国家利益的斗争不能动摇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须具备某种宪制自信，至少必须像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构成某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径。而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在东亚势力均衡结构趋于固化和紧张的时代，复辟超民族帝国的理念只能酿成外交灾难，即使德国索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土耳其共和国索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后果都不会这样可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对中间层以外的达尔文世界无能为力。事实上，达尔文实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