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产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们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东亚格局，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到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弱势，然后根据这种弱势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它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美国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儒家古老文明，它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它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它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而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是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它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因为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秩序与战略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力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今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前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在冷战结束时，开启了帝国体系。如果罗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逻辑展开，穷尽其内在可能性，“9·11”以后的世界秩序就会走过以下的轨迹，回归罗马秩序——反恐（海盗）战争将帝国使命强加给不情愿的庞培，恺撒却通过平蛮（高卢）战争劫持了帝国使命。最后，埃及顺民国家（东方官僚国家）及其汲取机器为奥古斯都完成了帝国体系。罗马法统通过被动地征服，以自身秩序维系世界秩序；东方僭政通过主动地被征服，为自身输入秩序。当前业已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罗马化，主要取决于秩序生产者-罗马-美国的有意和无意选择。

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西奥多·罗斯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