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郑国支队”。以汉儒解经之意，高克为郑伯（郑文公）欲去之臣，出师大有借刀杀人之心；高克亦逍遥河上，全无斗志，未战而溃，弃郑出亡，绝不信任本国正义。[11]于是，河防洞开。齐、郑皆置若罔闻。桓公没而齐乱，宋襄定齐乱继伯业，随即兴师伐楚。

由此可见，当时诸夏寄望于盟主者究为何物。宋楚之争，实质延续攘夷；战争结局，早已由高克之溃预兆。

秦为野兽

诸子之空间关系甚少见重于后世史家，此大一统观念所误。彼时中土即一国际体系，政治哲学不离水土，亦如英之自由、法之共和、德之社会主义。名法为战国显学，实为三晋产物。秦无学术，全仗三晋客卿。李克（李悝）、商君、韩非一脉相传，伴生者为绝对理性主义之“竹书纪年”式史观：“尧幽囚，舜野死”未必实有其事，而颇可折射三晋史官之政治功利主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弃礼义尚首功，以军国为宗，以富强速成为词。赵王胡服，商君焚书，二者精神相通，能战亦唯此二国。秦人攻赵，百战艰难，长平之役，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丁男悉赴前敌。赵破，取齐楚大国如摧朽木，足证名法之速效，商君非欺人者。

荀卿（荀子）见临武君，言“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廉颇入楚思赵卒，如施拉普纳无奈中国球员。儒学出邹鲁，盛东土，其民富好礼文而不战，技击之经济理性（人头计赏）同于宋太祖之“契丹精兵十万，积绢可以买尽”，其效亦同。于是，东土之文明抵抗，体现于儒法斗争。

秦无游士，博士亦非秦产。咸阳所坑者，大抵为稷下大夫之流（“包起来”“控制使用”人员）。坑儒恐非一时意气，毋宁视为“新民主业已实现”“革命向纵深发展”之自然步骤。鲁仲连义不帝秦，儒生是古非今，鲁人义不降汉，鲁两生责叔孙通，辕固生责公孙弘，皆提示东方被征服者蔑视西土军国主义，不断以“运动之战”反攻倒算。独尊儒术而阳儒阴法，有两党体面妥协意味。自此，列国文化战争转为帝国内部儒吏之争。

县而未封

词源可谓社会考古学，粉饰滥用不易，故如地下材料，可信度往往高于地上文献。

先释郡、县二字。

郡从军，当有战区之义，其初置于边鄙冲要、四战之地。国君以临敌急需故，垂直管理，故军政总揽民政，不以成例妨碍亟须，极其自然。相形之下，封邑各有主君、附庸，分层节制，政出多门，自然威令难施，行事迂缓。

县、悬互训，其义为“悬而未封”。本当分封之邑，以他故悬置，合法领主未现，暂由邦君代管，委派文臣为令（令即行政名词）。“悬而未封”，主要原因在于领主年幼或继承权有纠纷。

郡、县皆为代理监护人重大财源，国君有明显动机渴望增加监护权。西欧监护权未能发展为行政区，关键在于国会体现贵族利益，一再以监护权为苛政，形成持续压力。西欧殖民者大多为中古或新生法人团体，二者皆循成例，以特许状为宪制依据。于是，殖民地—母邦关系复制自治市镇—领主关系，距离辽远，反而更加不利于行政直辖。唯有俄罗斯开拓高加索、中亚，以幕府为治，政治效果类似战国殖民。

当封有主之邑多属旧土、内地，名物繁盛，县令自属美差。郡则多为新开边荒、蛮夷所居，郡守（守即军事名词）自然由前线指挥官担任。故赵简子伐范、中行二氏，许有功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县肥、郡瘦，意态明了。不幸内县疆界早定，无可扩张；边郡开荒拓殖，来民生聚，地大人众，终胜旧邦，犹如加州、德州疆界自然大于新英格兰旧州。郡大、县小，渐成定局。

人君之私，以直属文（县）武（郡）唯从上命，远胜世袭公侯桀骜不驯，尽废封建而郡县之，召游士、客卿为守、令。彼辈白衣仕进，纯以君恩，全无根基，商君、李相（李斯）万人之上，作法自毙而一夫戮之。若周天子以此待封君，国人势必哗变。周秦之变，要害即此。始皇一统，各国边郡多化为内地、非复战区，自当删繁就简。郡县合一，小不能克大，县令只能屈居郡下。天下既定，百代皆行秦政制矣。

项王耻渡乌江

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田横之心全同鲁公[12]，所异仅在为齐而非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