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更专业的行政机构，更昂贵的军队，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大清变成了中国。

（3）第三阶段：中国与文明世界，庚子以后条约体系的确定与中国的蛮夷化

庚子之乱是天下秩序对《万国公法》的最后一次反击。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可能同时对所有其他行为主体宣战。然而，理性有其边界条件，合理和不合理只有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才能定义。通过《万国公法》建构中国，本身就是对天下秩序的谋杀，正如通过《万国公法》划定边界，本身就是对大清的肢解。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列强最终决定：通过条约体系监护中国；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

割地赔款和条约特权是欧洲国际关系史中常见的现象，并不格外特殊或不平等。《辛丑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试图训规战败国，而且试图重新解释“万国公法”，建立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永久性内政监护权。从列强的角度看，庚子之乱是一次不及格的考试，证明中国不能适应游戏规则，从国际俱乐部见习生降格为候补殖民地；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天下秩序从此不再是现实的选项了。于此，中国不是自我建构为地方性邦国，就是等待殖民化，而二者都是欧洲体系业已升格为世界体系的证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体系。

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条约体系的监护无异于殖民化的观察磨合期。埃及和朝鲜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监护。因此，赫德预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即将让位，新一代人将会把中国当作非洲部落的同侪。

条约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外重内轻的基本约束条件，从此，中国宪制演变和社会演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的政治精英依据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解，开始逆向改造中国——颠倒西欧历史演进的正常秩序，根据世界历史塑造中国宪制，根据中国宪制塑造中国社会。

[1]参《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2] 在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框架里，霍金和彭罗斯证明了，在很一般的条件下，空间—时间一定存在奇点，最著名的奇点即黑洞里的奇点以及宇宙大爆炸处的奇点。在奇点处，所有定律以及可预见性都失效。奇点可以看成空间-时间的边缘或边界。

[3]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4]F.科恩（F.Kern）：《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182页。

[5]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论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通常是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是不定期的。

[6]译文见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49—350页。

[7]参见本书附录《克劳备忘录》。

海岱武装殖民

西周封建立制，自始即有武装殖民性质，标准程序大略如下：王命某公、某臣，率殷民某族，封于某地。师出，筑城立国。城内（国人）为殷（文化核心）周（政治核心），城外土著为野人（野业即农）。军事义务（亦特权）仅限国人，封建权力关系建立于殖民体系基础之上。

封建全盛时期，文化种族与阶级身份严重重叠，西周诸侯并无天主教、佛教一类跨族群信仰弥缝其间，社会分裂必定极具危险性。《诗经》“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意即东人怨恨西人剥削。鲁君、国人、野人盟誓，所祭之社各不相同，透露鲁人血统、种族、文化分野三百年尚未尽灭。[1]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望封于齐，莱夷欲夺其地，显系诬词。海岱本非殷商故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周天子殆如罗马教皇，封他人国土酬吾功臣，莱夷无非自卫本乡而已。齐之武装冲突至景公[2] 未止。齐鲁会盟，齐人令莱夷献艺，孔子责彼无礼。献莱似有夸示土著绥服之意，说明齐人自认收获甚大。土著绥服，而后封建可废，否则，野人入仕将无异于蛮族入侵。此间嬗变之迹，鲜有孑遗。

高克逍遥河上

西周军事殖民，颇似今日所谓“大战略”[3] ，卫镇盘庚[4] 旧都[5]，寄以腹心，卫公世世为镐京重臣。狄人伐卫，无异周公营洛以降东土统治秩序瓦解，事关种族文化政治，恐非懿公[6]个人荒怠所能解释。沈曾植“散民怯公战，矫以鹤轩拒”[7]，似疑卫有内部矛盾。此事已无可考。唯以情理推之，卫居东诸侯之首。朝歌物力殷盛，远胜齐、晋拓边者。临漳屡成伯（霸）业，世为王都，非如陈留之绝地不可守。若有内部矛盾，不外乎殷周旧恨、国野之别。后之桓文[8]数唱诸夏一体共御夷狄，其心似以纯言周政已难维系人望。夏为商周共主，诸夏之称，便于统战。其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卫破，狄人临河。此即“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9]之真义。齐迁卫于河南，“国联”[10]以防河为急。《诗经·清人》所载高克之部队，即今所谓“多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