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也”之苦。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费午餐存乎其间。

封建已废，以顺民专制主义为国本，流氓无产者与士大夫争国运，即“历史的选择”“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时代挟外力降临，始有重新选择机会。“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来选择我们的命运。”

骰子尚未落地。

汝颍之士利如锥

汉氏汝南、颍川，间陈留、定陶，故郑卫之地，地狭民稠为天下冠。卫镇朝歌，继殷民最众，世为镐京公卿之首。狄乱，桓公迁卫于河南。及孔子，有庶哉之叹。《诗经》十五国风，郑卫居首，“淇园绿竹”，水网沃土，宛然后世江东（此刻江左尚属草莱），提示文化经济中心所在。

水网之利，赖于经营，非尽由天。封建之利，斯人斯土，天然利益共生。一统之弊，流官根于外郡，皇朝以地方为天然牺牲品。且夫封建战争自有轨辙[20]，政争扰及社会者少；帝位战争伴随饥民战争，所过皆白地，社会完全解体。故汝颍之盛，蕴于衰周，极于汉氏，后则渐衰。江东之盛，十国耕耘，宋明坐享，其后亦衰。大一统者，燃前人膏脂，取片刻之盛大光昌，终于自焚之术。爱之而欲求富强者，当验可有卫侯钱王金泉[21]在先，否则不免废然而反。

清流、党锢之汝颍，当封建之末、帝国之初，炎炎烈烈，风华绝顶，宜其有精彩表演。

圣公、萧王起家南阳，本根在此。洛阳朝廷生而有诸生气质、绅士血缘，有异于西京布衣君相，其自然偏好：政治倾向寡头，舆论倾向开明。寡头，则民怨重；开明，则士论嚣。缓冲地带难存其间，于是，党狱兴焉。

南阳已居权贵巢穴，汝颍当作清流老营。名士者，文化熟极将弊之花，非数百年膏火不足滋养，况乎欲与权力中心抗衡者，必有经济文化中心为后劲始能久存。南阳-汝颍两极震荡，类似京师—苏松、阉党—东林格局。

清流有论政、鉴人二道，前者陈蕃、窦武，以干政而锢；后者许靖兄弟，以八卦而存。然则士大夫究有天然阶级感情，所异者“反攻大陆”“和平演变”手段之异耳。中平五年（188），陈逸（蕃之子）说冀州刺史王芬劫灵帝，尽翻党狱，事泄，王芬自尽。越明年，灵帝崩，洛京政变大作，阉党俱尽，清流名士与武夫争国本，汝南“月旦评”主人入主枢要。

董卓任吏部尚书周毖，毖以许靖为谋主，“除尚书郎，典选举”，“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尚书（颍川）韩馥为冀州牧”，“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毖曰：“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靖惧诛，奔伷”。[22]

东京末届选举所出者，尚有荆州刺史刘表（列清流八顾或八及），陈留太守张邈（列清流八厨），济北相鲍信（曹公之赏拔者）。关东要津，尽归清流，和平演变，小功告成，乃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23]，“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24] 。

此后之事，人尽皆知。许靖兄弟避乱奔蜀，逾墙走归刘先主，以致为彼所轻。还顾汝南“月旦评”，舆论领袖傲视曹公一流人物，犹胡藏晖（胡适）、李守常目无图书管理员“二十八画生”，不知人间何世。亡命清流之魁张俭海外归来，锐气皆尽，从魏篡汉，晚节难保。诸君子以热血慷慨而卫之社稷苍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5]。

儒化家族五百年

家国并立，素为吾国政社史重心。周制平民有氏无姓，暗示贵族-宗法联结于族姓。战国礼制崩坏，平民初带剑。[26]以氏乱姓，流风所及，后人视姓、氏为一物，不复体现其宗族地望。顾亭林（炎武）以此系诸夏一劫，言之伤怀。姓即族号，据此则万众可集。项王、田横皆举族起，诸项、诸田即彼基本武力。无姓即无族，如高祖即标准核心家庭，长嫂为小家计，不容小叔坐食。贵人聚族则有势，原子化小家庭势分力微，昭然可见。

贾生怨秦氏小家庭薄情，非独有爱大家族恂恂有礼，实系儒门眷眷于封建基本价值观之自然结局。商君奉行社会政策，破析大族，奖励小家，乃至于男二十不分家有罪，其间亦有强君弱族之心，盖贵族势大多赖其族大。秦亡六国，徙其大族入关；山东豪俊亡秦，亦以贵族为凝结核。诸将出身平民者，多立六国后人以自蔽。例外者极少且速亡，足证商君所畏不虚。

后人以促进移民垦荒、增殖人口诸经济因素解读商君家庭政策，实则内地平民亦行小家，边地贵族率皆大族。唯小家有节制生育动机，大族繁衍最便。此事唯置于儒法及封建-郡县斗争背景始能理解。法家基本立场在于：荡平中间社团，以申主威。贵族及其所赖之大族即为中间社团主力。故高祖徙豪民、文景锄游侠、武帝用酷吏皆秦政反贵族主义之延伸。汲黯责孝武“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儒术缘饰吏治”，正中要害。

儒生和平演变秦政，以天变挟君，以古道诱君，尤欲刷新大家族以重建中间社团。唱孝道、尊祖灵乃化平民核心家庭为新式大家族之不二法门。新式大家族不含旧封建尚武尚荣意义，而以柔弱好文之儒术纲维其间，以免受时君之忌。儒化家族播种于元平之际，收获于明章盛世。故司马温公（司马光）、梁任公皆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