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风俗之美。核心家庭退出国史一千八百年，至民国末年零星再现，恢复主流地位亦赖新秦之力。

儒生秦政之体面妥协（独尊儒术）奠定传统社会基本规模。郡县武断之治不可废，而文臣皆用剧秦颂周之儒徒。儒教失之于政治者，收之于社会。大家族终得普及，唯儒道必尽去封建之刚烈以媚时君。后之大族最盛者无过六朝王、谢，皆以文墨书香显，非如此不能谐于百代秦法。

忠孝为先，折射家国并立，然忠伪而孝真，至乱世则难欺。华人大家族情结素为保全残民于季世之首要救生筏。无此，以周期性屠民之惨，华夏早为罗马之继。儒生行柔道，虽于节制独夫无用，而于苟全民族种子，不为无功。今之华夏皆此柔术所苟全者。

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

衰周游士之盛，以“客”为载体。“理想主义者”系列，以颜、孟徒子徒孙居首，唱“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虚拟“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一》）之“儒家辉格史学”，借以支持“道尊于势”；而以“现实主义者”苏、张纵横之流立场，游士之尊原本无甚高义，端在列强恶性竞争一事。“客”阶级利益有赖于“劳工阵线集体行动”维持，“道统”“恒心”于我何有哉！孟尝君之“主客劳资最低待遇标准纠纷”[27]，平原君之“主客劳资最低荣誉标准纠纷”，苏、张牺牲东道主之“共济会互助阴谋论”[28]，虽非史实，但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誉，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义，“儒”本有博古之义，其后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说，可见“无恒产者”毕竟多无恒心，理想主义标准不为多数人设。[29]

于是“法西斯主义者”踵“现实主义者”之弊而兴，视游士为蠹首：非但不能肩负道统，复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团，卖君于上，病农于下，大为治道之忧。明王不能除灭而廓清之，不足以为道。名法之盛，即徵舆论气候将转，“理想主义者”泥足已现，祸将及身。

儒生虽能合纵关东豪杰，诛灭狂秦，所得不过“皮洛士胜利”[30]。亲儒者败，反儒者兴，风会难移。孔门抱先王之礼器，与陈王同尽。陈余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义之师而亡全赵。项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毙，鲁儒独以弦歌拒汉。田横徒有义士，关河终属无赖。萧相以文法吏师秦制，汉家宅咸阳以临关东，意态显然。

醇儒所恃者，仅存先王之礼乐（即“一切正人君子联合起来消极抵抗，不承认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权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诚，不能常守。不